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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讲话坚持救党

　　　　辛子陵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
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
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二○○
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
民主党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
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
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
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
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
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
出版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
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
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
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
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
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一
九四九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六十一年，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
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
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
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
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
“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
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
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
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
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
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
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
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
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
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
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
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一六九五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一八
六九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
三百年，比日本落后一百四十年。

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
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
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
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
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
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
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
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
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
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
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
《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
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
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
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
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
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
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二十三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
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
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
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
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
“维稳”对象（九月五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
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
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
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
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二十三
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