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有客观的了解呢？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最无法度，最不客观，所以最须重新正视。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国古人讲学，是有规模，有法度的，这个法度轨道，在明朝亡国后就消散了，清朝接不上，民国以来离得更远，所以病痛到来，没有观念，无法应对。因为学问传统是整体的，既无法了解自己，更无法了解别人。像梁先生、马先生、熊先生等都不能完全相应于前贤，何况其它？至于胡适者流，以其不平不正之心态，又焉能了解西方？学风如此，中华民族凭什么来指导他的生命方向，凭什么来应付时代呢？所以先客观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后寻出中华文化的出路，我们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这个责任。这个责任简要地说，就是要恢复希腊哲学的古义。古希腊"哲学"的原意是康德所规定的"实践的智慧学"。什么叫做"智慧"？"向往最高善"才叫做"智慧"。一般人都知道哲学是"爱智慧"，而所谓"爱智慧"之"爱"，即是"衷心地向往那人生最高之善而且念兹在兹的要去付诸实践"的那种爱，所以希腊"哲学"之古义，康德名之曰："实践的智慧学"，这个词语用得很恰当。但这样的哲学古义，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现在的哲学只剩下高度文明下的语言分析，讲逻辑变成应用计算机，这其实不算是哲学，只是哲学之沦落为技术。若要进入哲学之堂奥，就必须有以上所说的"爱智慧"—"向往最高善"之向往。西方既已遗忘，而这个意思的哲学，正好保存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即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教"。"教"的意义，佛教表现得最清楚，儒家也有，就是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教"。此教的意思不是现行学校教育的"教"，学校教育以知识为标准，而这个"教"的意思则是"哲学"，亦即是"向往最高善"之实践的智慧学。

6.西方哲学

西方现在是英美分析哲学当令，欧陆最出名的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纤巧哲学"，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什么叫做闻君子之大道？凡是能上通Noumenon（本体）的，才算是闻君子之大道，而这两个人并没有Noumenon的观念，所以我看胡塞尔之现象学，写来曲曲折折，煞有介事，可是终究贫乏得很，可谓一无内容。因为他把智慧的法度给丧失了，哲学的本分放弃了，只好说空话。他们那些问题，归到科学也就可以，何须哲学家去做拉拉队？所以当今要讲真正的哲学，不能靠西方，而是要好好回归自己来了解中国的哲学。我一生的工作也很简单，只是初步的客观的了解，但也已超过前代，所以我曾写信给我一位在大陆的学生说我一生平庸，只有一点好处，即是我客观了解的本事，在当今很少人能超过我。我没有什么成见，马克思资本论我也部分地看过，我也能虚心地去了解，经济学我也并不十分外行，只是不是我的专业而已。所以我的讨厌马克思，是我了解后真的无法欣赏，不是我的偏见。又例如我了解佛教也是下了苦功，熊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天天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于是我就拿玄奘《成唯识论》加上窥基的述记及他人的注疏，一句一句的好好读了一遍，是很难读，很辛苦。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熊先生把我教训了一顿。因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一个人不能先有偏见摆在胸中，一有偏见，凡事判断皆差，这时须要有明眼人一下点出，而且最好是师长辈。告诉他：不赞成可以，但不可做错误的了解。可惜当时没有人能说服熊先生。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干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我曾写信给他，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否则您是传不下来的。"后来我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大体可以稍补熊先生之缺憾——《量论》方面之缺憾。

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进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进一步，如魏晋名士复兴道家，对玄理之开拓很具规模，但到现在我们发现还不够，所以现在要接着重新讲道家。又如佛教在以前法度很严谨，有思路，但现在都荒废了，而且其论说方式也不适合现代人，所以我写《佛性与般若》，重讲天台华严。不管和尚居士，没人讲天台华严能讲到合格的，因为那是专家之学，不是一般随便读几句佛经即可了解。我虽不是佛弟子，但我比较有客观的了解而能深入地把它们重述出来，这于宏扬佛法不能说无贡献。唐君毅先生力赞华严，其实华严比不上天台，唐先生的客观了解也不太够。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岁时的程度，他那时就成熟了，后来虽写很多书，大体是量的增加，对开拓与深人没多大改进。我讲佛教是五十余岁，理解力当然比较高，我是经过许多磨练才能下笔的。我再举一个故事：当时我整理宋明理学，整理朱夫子和胡五峰的文献，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唐先生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一天我去看他，唐师母告诉我说唐先生在睡觉时还在念胡五峰，这表示他知道我的了解已经超过他了。有的人对我之那样讲朱夫子不服气，学问是客观的，不服气也不行呀！

我们第一步要静下心来好好了解古典，然后按照"实践的智慧学"这个哲学古义的方向，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重铸中国的哲学。"重铸"要适应时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学智慧，看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如何来消化它，安排它。我认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西方哲学家固然多，但我们不能利用罗素，也不能利用海德格，更不能利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而重铸，这要年青人的气力，我所能做的不多了。我最近把康德的第三批判翻译出来了，康德三大批判我都已把它翻成中文，我不是康德专家，但我自信我比较能了解康德。要了解康德先要了解他的本义，第一批判讲的人比较多，大家知道得多一些，第二批判讲的人比较少，大家就知道少些，第三批判根本没人讲，也没人了解。我一面翻，一面用心去了解，了解他的本义，才能消化它。以我的看法，康德确实在谈问题，想解决一些问题，但他的解决问题之限度在那里，却只有依据中国传统哲学之智慧才能把它看出来，中国哲学可以使康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康德专家只看康德，西洋人只读西洋哲学，便未必能懂得康德的本义。英美人翻译康德，每个批判都有三个人翻，就没有一个人翻三个批判，他们都是康德某方面的专家，而他们不一定懂康德。我不是专家，因为我有中国哲学之基础，所以能看出康德的本义，而且能使他更进一步。

为什么说康德对我们重新铸造中国哲学是最好的媒介呢？我常说"一心开二门"是哲学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开二门，康德也开二门。而现在西方哲学只剩一门，可以说是哲学的萎缩。"一心开二门"之工作，在西方，Noumenon方面开得不好，到康德虽稍知正视，但也是消极的。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又顺康德的消极再消极下去，只剩一点余波。到罗素手里，连这点余波都消散了，他在给维特根什坦写《名理论》导论时，根本不提，所以维特根什坦认为罗素不了解他。因此我翻《名理论》时，罗素的导论不翻。维特根什坦的意思是凡属于善、美等价值世界是神秘的，不可说，而凡不可说者就不说，这种态度当然消极到了极点。顺此而下欧陆海德格、胡塞尔对Noumenon根本不接触，"二门"是哲学本义，现在只剩Phenoumenon（现象）一门。中国哲学正好相反，在Noumenon一面开得最好，现象这一门开得差，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要求现代化的真正原因。现代化所要求的科学民主都是属于现象门的事，中国人以往在这方面差，我们就吃这一点的亏，所以现代人天天骂中国传统，骂孔子。孔子那管那么多，孔子受带累，就是因为他没有把现象这一层开好。其实古人把本体那门开得很周全就很不错了，你也不要只想吃现成饭，要古人什么都给你准备好才行。所以如果对事理有正解，就不会怨天尤人，心就会平。没科学没民主，科学民主也没什么了不起，努力去学去做就行，骂孔子反而于事无补。胡适天天宣传科学，为什么不去念科学，而偏要去考证红楼梦？殷海光崇拜科学，崇拜罗素，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罗素讲罗素，而只藉一点逻辑知识天天骂人？现在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可贵，应好好去立法守法，不要天天在立法院瞎闹，瞎闹出不来民主。革命是革命，不是民主，民主是政党政治，要守轨道。总之，科学民主都是做出来的，所谓"道行之而成"，不是去崇拜的。上帝是崇拜的物件，科学民主不是崇拜的物件。中国宣传科学民主的人把它神圣化，以为不得了，去崇拜，这些都是因无正解，故无正行。无正解正行，文化出不来，也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