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宋庆龄齐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誉为中国知识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现。据叶永烈先生的考证：“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点出‘右派’一词，不是毛泽东，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于是，也就选中了德高望重的‘左翼分子’何香凝，来透露毛泽东的意思。”（《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0-191页）6月1日，何香凝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十一次座谈会上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公开唱反调，她对整风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简言之，中共的整风必须要发动“反右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径
目下海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原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的“内部消息”，这篇文章讲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但从当年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报道也不可能是事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派里出了名的极左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那夜至6月10日的5天内，他们有的只是受宠若惊后的涕零感激，哪里来的“不理解”？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还马上写信给统战部表明自己的心迹，全信如下：
中央统战部：
承告清华大学同学们，愿约期来谈，谈的是我对于黄万里问题的看法，我是这样的：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我这几天连天开会，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会，分不出接谈时间为歉。
黄炎培1957．6．30上午
（来源：《新清华》1957年7月9日，原文题为“黄炎培斥子”。）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完全理解黄炎培如此地胆小且过激地和儿子“划清界限”也事出无奈、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我们同样不难断定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黄炎培决不会在6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于当时的民盟主席沈钧儒，更是一直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此后，他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一个“章罗联盟”的存在，却还在9月11日发表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告是沈钧儒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对一个民主党派的主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组织性的自残！当年身处逆境的罗隆基读了这份公告后不仅疼痛锥心，还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给沈钧儒，进行了义愤填膺的反驳。鉴于罗的信件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方才问世，弥足珍贵，这里不妨辑录如下：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此信约写于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
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