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那些到外地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崇明自由散漫的农家日子好比天堂；与真的在穷乡僻壤插队落户，与农民一样苦挣工分的中学生知青更不能比。即便与同在崇明岛,接纳数以万计的高、初中毕业生的新海、红星、长征、东风、长江、前进、前哨八大知青农场比较，生活的困难，纪律的严格，劳动的艰苦都不能相提并论。知青农工每月拿18元至24元工资，出工时间长。三夏三秋农忙季节更是“六点出八点归”，甚至通宵。那里有严格的连、排、班准军队编制管理，和“贫下中农宣传队”政治学习指导。
崇明农具：铁搭与阿钎
崇明是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农田里基本上看不到硬石头,所用农具与上海近郊略有不同。有一种长方形如一块板子的平底铁搭，不是猪八戒式的有齿铁耙，切土平整田里的引水、排水沟很方便。还有窄长的头上有弯月形利口的“阿钎”，用它开沟挖土就如切豆腐一般。铁搭平整土地，阿钎掘泥开沟。有时掘河底生污泥作肥料也使用阿钎，上下两人搭档，下面一个河底挖泥，上面一个用长柄木盘把河泥接住抛到岸上。
岛民的一项重任就是到长江边围垦冲积而成的荒地，社员叫做“挑岸”。崇明岛西北沿岸江水缓慢，泥沙沉积，淤涨起大小沙滩，每年各公社大队都会派人北上围垦，开管道整土地修明沟挖大河，挑泥筑坝截流，变河滩为良田。地处西北端新村乡的几万亩耕地，就是由江口、合作等几个公社的社员围垦而成的，之后有社员陆续移民过去，成立了新村人民公社。那时轮到“挑岸”，就要带铺盖离家集中住在江边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这些重量级的农活我都做过。
说实话，我们这些插队者“接受再教育”是假，凭良心干农活是真。队长对我们出工不出工没有要求，社员对我们是否卖力更不在乎。大学生多多少少给队里提供了无价劳动力，绝对不会与农民抢工分，夺口粮，生产队没有理由不欢迎。
一般农活对我来说不在话下，比较辛苦的还有两件，一是双季稻种早稻时节,天不亮起床赤脚下水田插秧，夜半天寒，有时水中还漂着薄冰,那种冷真是刺骨。再有就是盛夏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常常是天色已暗，八时已过,队里收工，饥肠辘辘回到家里，只见饭桌上空空如也，原来房东夫妇又到自留地干活了。“先公后私”，每家如此。我只好再拿起扁担，忍着饥饿，慢步走向自留地。也许因为本人比较肯干,得到了大队会计宋朝鸣，党支部书记高品元在会上的表扬。
粪坑、粪肥与粪船
农活中最脏的当然是与粪便打交道。那个时代人们的粪尿排泄物还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农家肥料,是农民的宝贝。化肥用得较少，主要是氨水，由公社配给供应。我曾经与队长一起推平板车到三江口镇上公社供销站运回十几瓮氨水。
生产队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粪坑，上海人称作茅坑，用以储存大小便。崇明农村的粪坑一般设立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我房东家的粪坑就在屋子与后面的竹林之间。也有人家将粪坑设在交通要道旁，一来为路人急需时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能够多收集一些外来过客的农家之宝。本队黄家宅几户人家的茅坑就并排在丁字形路口。茅坑一般搭有防雨草棚，顶端、后方及左右有竹子茅草编的帘子，以遮羞及防止过多雨水进入坑内。茅坑上面安放有一个木头架子，叫做“坑郎（坑上）”，使用者可以安稳地坐在上面大小便，棚内没有草纸奢侈品，但挂有一束稻草，供过客善后。
一日收工较早，我回家走近黄家宅门口大路，只见一中年妇女端坐在茅坑上，西下斜阳下有几片光亮。我进退两难，正在低头慢慢移动脚步之时，只听见那中年女子开口与我打招呼:“小周收工啦”，原来是水芳姑娘的妈妈。我应声一下匆匆而过。事后想想人家落落大方坦坦荡荡，自己显得心有杂念，还要装作目不斜视。
在农村经常与又脏又臭的粪肥打交道,并不稀奇。只是崇明有两件事情比较特别。一曰“验粪”。每隔一段时间，生产队会将各家粪坑中的粪肥集中到生产队的集体大粪池中，或者直接施入大田。搬运粪肥之前需要由队长及德高望重的贫协主席对私家粪坑的粪肥质量做个评判，然后折合成工分记录在账上。同样一担两桶粪肥，稀稠不同，“含粪量”不同，粪桶口径不同，记下的工分也就不同。有些小心眼农户会将太多雨水河水或者草木灰倒进入粪坑稀释浓度，但难逃队长主席的火眼金睛。粪肥评级者检验粪肥质量时要将粪坑兜底搅动一番，我站在边上，只闻得已经发酵的粪肥恶臭无比，心中讨厌多此一举，尽管我知道这是保证公平的法定程序。
还有一个粪源就是公社从上海市区购买再运进岛内，据说还是配给的。一般都由水泥船长途运来，到达以后队里派人用粪桶一担一担转运到生产队的粪池里。队长称这是“黄埔水”，价钱很贵。粪水上面漂浮着橡胶套套，有农民捞出洗一洗给小孩玩；还听说有运粪船遇到风浪倾覆在长江波涛之中，心中说不出什么感受。
老崇明著名的有桥、庙、堡、浜四大镇,离我们居住点最近的大镇是庙镇。此外五小队边上还有一个仅仅半条街三家店的无名小镇，是我们收购计划外副食品的主要交易处。1969年底我的二姐生女儿，我连续几天蒙蒙亮起床到小镇上从农民手里收购鸡蛋，用钱买，用粮票换。最后在饼干桶中垫上砻糠防震，几十个鸡蛋装了满满一桶带往上海，供二姐做月子用，在那计划票证供应的年代，一箱鸡蛋足以令人羡慕。我还在小镇上购买置换过“崇明蟹”，休假时带往上海。镇上有一家小店供应老白酒，一斤粮票一斤半酒，四角几分一斤，比家中自酿的要凶一点。亚平的房东老队长爱酒，经常拉我陪饮，亚平的酒量不值得一提。大队会计宋朝鸣，是大队干部中专门联系我们一小队的，也是个酒罐，一听喝酒就眉开眼笑，我跟他在队长副队长家喝过多次。队长的父亲当过厨子，每次大队干部来喝酒都是他掌勺，他告诉我切肉丝的诀窍：横切牛肉，竖切鸡肉，斜切猪肉。同饮一壶酒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重要内容，醉得不分彼此，才是与农友打成一片的美好时光。
公社大队领导对我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对于所收纳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应当采取什么政策一直没有搞清楚。后来每星期规定有半天可以不出工，到大队部聚会学习,实际上是自由活动，放假休息,或者与大队的文艺小分队的姑娘小伙们一起唱唱跳跳，排练节目。有一天下午在郑邑所在的六队开会学习，休息时玩跳马游戏，厉家骏在越过我的肩膀之时，两人没有配合好，致使家骏倒地手臂骨折，痛得脸色发白，队长叫来几个青年立即抬担架送县城医院。那晚风雨交加，半夜回来吃了郑邑房东煮的蒸糕，与郑邑在一个被窝过夜，由于受寒着凉，那晚起身拉肚子四次。离开崇明多年来未曾再见家骏，虽年代久远，还是心存愧疚。
虽是穷乡僻壤，天生丽质的美少女却不乏其人，让人心扉荡漾。物理系的徐兆祥不知何时开始喜欢上了房东女儿，不惜放下身段跟她加入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有情人后来的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姑娘水芳
1969年备战令下，上级号召家家村村挖防空洞。公社在某大队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参观了一个新挖成的可以容纳二十多人的防空洞。我跟着队长一起去开会，只见这个竹林防空洞顶部一米厚的土层全靠地面上的竹子根根相连支撑，队长说放个屁就可以把洞顶弹穿的，防什么空。
本生产队黄家宅有一姑娘年方十七,丹凤眼一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瓜子脸艳若桃花,这个娇媚的农家姑娘大名黄绥芳,会计名册上常常简写成水芳。一次中午饭后，她来到我的住处，认真邀请我观看他家挖好的防空洞,那天就她一人在家，防空洞修在厨房底下，足以容纳她家三口。绥芳的父亲是个木匠，基本上不在队里干活。在外面挣到的钱，大部分交给队里折算成工分，少部分自己留下。木匠手巧，防空洞内桌椅齐全，像模像样。水芳带我参观，一一介绍。在洞内近距离接触，我似乎明显地闻到了姑娘身上的体香。
还记得水芳有一件事故。不少年轻姑娘有一个习惯动作，喜欢随手将被风吹乱的额前头发往后捋一下。一次夏日工间休息，姑娘们聚在大树底下喝水乘凉，水芳依然习惯性地捋发，忘记手里拿的是锋利的镰刀。不小心将额头划出一条口子，顿时血流半面，立即送卫生站，好在伤口较浅，但在俏丽的脸上留下了伤疤，不得不故意用长留海遮住疤痕，我心中直呼可惜。
拷浜、抓鱼、吃杠棋
崇明的河道四通八达，小的叫沟，大的称河，直连长江。闷热的夏夜，有时打着手电在明沟边抓蟛蜞。每逢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闲着无事的小青年就会一起凑热闹“拷浜”。先请有经验者侦察好哪一段明沟有鱼可抓，然后在两头用木板竹筐烂泥筑上临时的栏水坝，小青年轮流出力用粪桶、水桶戽水出坝，待水基本涸干，便可下沟抓鱼摸虾。拷浜之后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聚在一家烧菜煮鱼喝酒。
生产队有两大池塘为集体所有，养有不少白鱼、草鱼、鲢鱼、鲫鱼、青鱼，作为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在夏天，池塘是我洗澡游泳之处。每到冬天来临，就要将水抽干清理池塘，所抓之鱼，大部分卖掉，余下按价分鱼到户。最后一个环节是由年轻人赤脚下塘，手持阿钎一段段划开塘底的污泥，清除躲在河底的野生黑鱼，防止来年春天放入塘内的小鱼苗被黑鱼吃掉。按照习俗，最后赤脚下塘者每人可以免费得到一条鱼。我也是自告奋勇的赤脚下塘者，队长给了我一条一斤多的白鱼，我推辞不了收下交给房东妈妈，想来想去还是给了会计几角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