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一个县的教育反内卷实验(图集)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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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一个县的教育反内卷实验(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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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这场教改实验,也恰恰是由他组织的一场“祥林嫂”式的动员会开始。那时候他已经干了七年副局长,手握人事权,“如果为了升官,我不敢这么做,这一定会招来绝大部分人反对,但我不在乎失败”。

那时,他感觉到“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长、老师,一共三十几个人,在会议室开了一场动员会。他特地做了四张PPT,给在场人讲述他的教育理念——“三个不”。

时至今日,吴丽明仍然喜欢用数字归纳自己的理念,比如“三个不”“三个融合”之类。三个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舍。简单来说,就是上级不替代学校做决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决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标考核师生,从而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天赋,让他们个性化地自主生长。

吴丽明在会议室足足讲了一小时。然后,他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学,做一个实验区,号召愿意去的人当志愿者,每周二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开展有意思的课程。“要不要参与,跟我的职务没关系,只跟理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一起来做。”

一周后,有十几个人报名,每到周二,这些志愿者就进入到城北小学。“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反正就基于‘三个不’的原则,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岁的尹一青,是当时志愿者里的科技老师,他同时是另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做一些科技竞赛相关的教学。从小,他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是一个点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当志愿者的时候,有一节课是要学习桥梁,他灵机一动,找来了几十根木条,让孩子们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桥,要达到能站人的强度。教了最基础的原理后,让孩子们自己发挥。那一次,他亲眼见到了学生们的创造力。“我啥也没指导,最后学生们搭的最坚固的桥,跨度达一米,能站11个学生。”

就这样,各种课程陆续被开发出来,美术、篮球、音乐、武术、演奏……一个一百多人的城乡结合部小学里,几个月之内,竟然涌现了十几个学生社团。

但吴丽明没有料到,这次试点,会滑向另一个结果。

在实验开始后第一个元旦,城北小学校长邀请县教育局领导们一起去看一场汇报演出。演出在村里的大会堂,全校一百多个学生都上台表演了节目,科学小组表演火山喷发模型,美术组表演时装展,还有学生表演花式篮球和舞蹈。演出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台上很热闹,台下家长也很满意,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实验有了可视化成果,可以说“皆大欢喜”。

但吴丽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愿意表演,但却被老师强迫上台。“好的状态一定是主动的,是孩子们想自己去玩的东西,是能够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现场很多节目,比如歌曲,都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表达,而不是孩子喜欢的。”

他很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结果,城北小学相关领导还专门感谢他:“吴局,你带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帮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绩给你看,今年我们学校在县级的比赛一定要拿个二等奖以上。”

“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吴丽明那次爆发了,“我从来是不大会去批评人的,我都是鼓励,但是你再这么搞的话,我退出,你这个学校我不来管你了。”

这次实践,给吴丽明上了一课。“当初是我把她从更偏僻的学校调到这个学校,她说我那么听吴局的,竟然被这样子批评,她也很难接受。这个事件后,我反思自己还是过于控制了,如果对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这行不通。”

那之后,县教育局的干预开始减少,教改也进入了乡村学校校长们自己摸索的新阶段。

学生们在乡村的农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吴丽明心里也打鼓。因为无论是从物质上,师资上,还是生源质量上,乡村学校的校长们面对的现实困难,远比市区里的学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个皮肤黢黑的校长。缙云地处浙江南部山区,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欢带学生们在户外玩,渐渐晒黑了。自从他在城北小学里突发灵感,上了一节木条搭桥的课之后,他就把这节课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学。

他锯了两百根木条,每根大约一米长,全都摆在学校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这些木条就放在球台底下,这样下雨也没关系。“这堆木条大概花了学校两百块钱,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开始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钱,第二个要用身边的材料,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

凝碧小学一共有一百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小学的现状。最开始,是六年级的孩子们大课间会用这些木条搭桥,渐渐地,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连二年级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们的想象力下,没有两座桥绝对相同,“而且他们不会拿木条来打架,这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关于桥的课程,这还不是结束。凝碧小学所在的村里,水系发达,桥梁数量也很多。“我们那附近大概有十几座桥,那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分成两批,我带着孩子在村里去测量每座桥,最开始我连卷尺都不提供,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量,最后孩子们想出办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桥的长度。”

村里年头最长的桥是一座石拱桥,有几十年历史。学生们实地测量之后,发现这座桥竟然还是1960年代电影《凤凰之歌》的拍摄地,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记录在桥边。“以前我们走过去从来都不会去看,现在,学生们经过那次之后,会去关注身边的桥了。”

图源电影《凤凰之歌》

这一系列课程,共同构成了名为“家乡的桥”的综合实践活动,也与教材上关于“造桥”的课程相呼应。以前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学习桥梁知识,现在是亲自去感受桥。

相似的故事也出现在缙云县的宫前小学。

吴丽明找到赵伟进的时候,赵伟进还是另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他在学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经做了十二年,被学生们起了个“阎魔王”的外号,学生们怕他,但并不仇恨他。“一句话总结我政教生涯的话,我的车没被划过,我的摩托车没被扎过。”由于缙云有着副校长干12年必须调动的规定,吴丽明问他愿不愿意去小微学校联盟,尝试做一下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还像祥林嫂一样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听了这番话,赵伟进睡不着了。他自己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弄一个书法培训,校长如果不同意的话是搞不起来的,现在下去至少是当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经想好,要探索新的乡村教育理念,从艺术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体怎么干,第一次当校长的他还没有头绪。直到他真正走进那所乡村学校。“别人可能会忽视,但我是学艺术的,我看到学校周围都是农村的建筑,光墙就有好几种,黄泥墙、砖墙,红砖、青砖、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墙……乡村建筑所有的材料这不都在了吗?”

他于是把乡村建筑做成课程,带着孩子去探索乡村。从建筑材质上几十年前的一块瓷砖,到几百年前的一块条石,再到明清时期老房子的历史,与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个乡村建筑博物馆,然后,再让学生们去探索每个老房子里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这个过程用图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来。

“我跟村书记说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学生绘制的建筑地图放到村口,就作为旅游引导图。”于是,宫前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村庄地图就出现了,而且是由小学生们手工绘制的。

在这些教育探索的过程中,老师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陈丽霞是凝碧小学的语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镇上小学的老师,也是因为在原学校待的时间超过了12年,因此需要流动,之所以选择去凝碧小学,纯粹是因为近。

“说实在话,之前我是有点瞧不上这种村小的,我原来镇上的学校有40多个班,光老师就有100多人,到了这里,总感觉这学校就十来个老师,百来个学生,规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学之后,她却被凝碧小学丰富的内涵给震惊到了。

“都是我原来没见过的东西。”陈丽霞说。

这一年,已经是尹一青在学校开发各种课程的第四年。他开发课程主打一个省钱,比如,为了教孩子们学习“塔”的相关内容,他找来吴丽明送的两箱扑克牌,还花了200块钱买了8000个纸杯,发给学生们,就用扑克和纸杯搭建塔;还有教往返跑的体育课,尹一青想出结合下棋的方式,让学生们带着彩色脸盆当棋子,跑到终点下棋。他鼓励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比如拿来一堆废旧材料,让学生们建造一辆能够载人、并能跑到终点的小车。于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着锯子锯起了木条。学生们最后也给了他惊喜,“我们读师范时,学的是用气球或者橡皮筋给小车动力,但学生们想出来的点子,是用竹子的弹性形变来实现小车的运动”。

让陈丽霞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攀岩墙。这面长约十多米的攀岩墙,只花了200多块钱。买来一些攀岩用的岩点砖块后,校长尹一青跟办公室主任,两个人花了一下午时间把岩点都钉在了学校的一面空墙上,于是他们小学成了当地唯一拥有攀岩墙的学校。

陈丽霞班上的学生很热爱攀岩。学校每个年级会轮着使用攀岩墙,轮到他们班的时候,学生们会喊着让陈老师用手机计时。有位二年级的女生叫乐乐,平时成绩一般,反应比其他学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级举办的攀岩比赛中,竟然夺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岩王”的奖状。

“她像一只小猴子一样,手脚交替的时候,没有一点迟钝,很顺滑地从头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钟,当时其他所有同学都给她鼓掌。”陈丽霞说。她还发现,由于获得了自信,乐乐在学习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乐乐在攀岩,这一次她获得了“攀岩王”的称号

伴随着这些乡村学校各种项目化课程的尝试,在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间,缙云的乡村小学组建起了小微学校联盟。每隔一段时间,联盟里的老师会进行一次聚会,互相交流改革与创新的心得,这也是后来“缙云模式”的由来。

赵伟进记得,小微学校一共聚会过五六次,每个片区轮着坐庄分享经验,“比如这个月到壶镇,下个月到盘溪,再下个月到新建……吴局在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影响了一批校长的理念”。

轮到赵伟进所在片区坐庄的那一次,他讲了关于“学校个性”的内容,那是他当校长的第二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的课程项目已经开发出来,“我当时说,我好像上道儿了”。他说,“不同的学校,要能结合当地村子,发现不同的特色,我们最终要教会学生的,是发现美的眼光。”

当乡村学校们建立了这样的沟通机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县。与此同时,它也呼应了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更是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共识中称,“乡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乡土的教育生态,探索更适合乡村孩子的育人模式。乡村教育应该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并不常见,那是缙云教育实验最高光的时刻。

浙江省缙云县宫前小学学生自己绘制的全校合影

急转直下

吴丽明记得自己退居二线的日子,是缙云共识发布几个月后。那是他当教育局副局长的第十二年。

吴丽明的职位变动,暴露了缙云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脆弱之处:一旦推动项目的主要领导结束任期,整个项目便有可能滑向不可预知的方向。这种现象并非是某个部门独有。

对于校长赵伟进来说,缙云模式由盛转衰的直接标志可能是,小微联盟的聚会再也不开了。“2022年开了最后一次,到了2023年就没有了。”紧接着,2023年第一个学期,之前开发的课程全部暂停,“局里新的观点是说,那样做是影响学习的,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两任领导教育理念的不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人物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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