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前后，毛泽东十分看重黄炎培。这位黄同志，就是写过著名《窑洞对》的那个民盟领导人。

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抵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被中共有关负责人董必武、李维汉和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迎入六国饭店，并随即单独与李维汉商谈欢迎毛泽东进城的仪式。下午，黄炎培和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并陪同毛泽东阅兵。

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晤谈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毛泽东选择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黄炎培日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毛泽东在谈话中，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开国之初，毛泽东为黄炎培在新政权中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为什么柳亚子向毛泽东写信要官做，毛泽东不仅回信泼冷水，而且还劝他安静休养不要“牢骚太盛”；相反，黄炎培则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的情况下，出任可谓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按说，论反蒋态度和行动，柳亚子比黄炎培积极、坚决得多。柳亚子时常赤膊上阵，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激进人士。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前，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庆途经香港，面邀柳亚子赴渝出席全会。柳亚子严词拒绝，怒斥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最后拍着桌子说：“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暗杀，也绝不参加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紧接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他的党籍。柳亚子闻讯拍案大骂，怒不可遏，当即发表针锋相对的谈话，说早该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论与毛泽东的交情，无论私交和诗交和对毛泽东的推崇，柳亚子也在黄炎培之上。早在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尚未成为领袖的时候，柳亚子就已对毛大力推崇了。1929年，左倾路线当权派把毛泽东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远在上海的柳亚子从报上看到敌人造谣的“毛泽东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悼念毛泽东的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后自注：两列宁即“孙中山、毛润之”。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柳亚子写了《怀人四截》的诗篇，其开头一截就是写毛泽东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诗中对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予以热情的赞扬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对毛泽东个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柳亚子也很赞赏。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何香凝，称柳亚子“有骨气”，是“人中麟凤”，要她“便时乞为致意”。1944年11月，毛泽东致函柳亚子，很动感情地说：“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直到1946年1月，毛泽东还致函柳亚子：“相期为国努力。”

论年龄，柳亚子比黄炎培小9岁，1949年柳亚子63岁，黄炎培72岁。

既然如此，为什么弃柳亚子而不用呢？应该说像柳亚子这样性格的人，当共产党在野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他的作用确是难以替代的，而当中共执政，那样的性格便没有价值。黄炎培就不同，尽管1949年以前，毛泽东、周恩来对他有不满意的时候，但在建国初期他却很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诸如友情、年龄、革命态度所不能相比的。

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频频往来，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气，甚至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关系时说道：“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哪？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

晚年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

毛泽东1959年8月11日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谈到右派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咦，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

黄炎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树立为“对立面”（不等于“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应该说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作为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共建政前后，确实有些力量。而柳亚子尽管天下闻名，也只不过是一个以笔当枪的诗人。他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有几个气味相投的诗友。中共建政前后，民盟头面人物之一罗隆基曾经对叶笃义说过：“我们也应当组织起来。统战部怎样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

“朋友”的一个含义，就是强有力的有大“本钱”的对手，毛泽东视黄炎培就是这样有着特定涵义的对手，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毛泽东看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阶级，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欢谁讨厌谁的问题。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黄炎培至死也不会知道，原来毛泽东是把他当成右派朋友的，只是不戴帽而已。假如不是当年出席庐山会议的李锐把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后人很难推理出这个结论来。

（选自《摸史集》文/袁小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