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知名律师李进进是八九学运领袖。（欧阳红提供）
1989年六月初的一天，安静的校园突然喊声一片，我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到阳台上向外张望。我看见学校的大批学生集结着往校大门口的方向奔去。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连忙打开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反革命暴乱”的新闻。看到烧车的画面，听到播音员的解说，我一时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我多少天以来心系北京，盼望政府和学生各作妥协、让事态好转的最后结果。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让奶奶照看阳儿，自己跑去校门口。凯旋门一样的校大门紧闭着，学院主管教学的罗院长，站在教工宿舍楼梯的台阶上，手握喇叭筒正在向学生们喊话，要求他们要冷静，千万不要再上街游行了。
学潮中，我们学院有许多学生去北京声援，党委厚书记曾带领各系主任奔赴天安门广场，力图劝说学生们返校；留在校内的学生也都融入到武汉各高校联合组织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
现在，学生们得知镇压的消息，显然怒火中烧，他们流着眼泪、喊着口号，要冲出校门，再次上街游行，以示反抗。学院领导们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告着学生们，那情景就像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流泪对学生喊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要活下去”一样样的。
天安门广场已清场，进进还没回家。我一直为他提心吊胆，当电视里反复播出“平息暴乱”的新闻后，我的心更加焦急不安。我清楚进进的一贯想法和思想超前，他在北大读宪法博士，这是一个容易当“思想犯”的专业，况且，他曾担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因此，北大的同学们纷纷推荐他出来担任学运工作。在忧心忡忡的等待中，六月九日，我终于接到进进的电话，他说要从汉口回武昌，也就是从他父母在湖北省公安学校的家，回到我们在中南政法学院的家。我有点纳闷，心想，他以前从北京回武汉都是先回我们自己的家，再一起带着娃去看望双方父母的，这次却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避免有人跟踪，在火车临时停站时下车的。这次先回父母家，也是要看看我们家是否已被监视布控。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进进是在逃亡，他能安全回来，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他离开北京时，是由北大的铁哥们孙xn冒险骑自行车送他去的北京火车站，从天津辗转回到武汉的。
进进回到家，看到校园里平静如常。黄昏时分，进进还像往常那样，带着儿子在校门口的南湖边散步。晚饭时，电视里播放着二十一个被通辑的学生名单，同时播放着给“高自联”“工自联”成员的通告，让他们去公安部门自首，此时，我看到进进的脸变得格外严肃。他一边与奶奶心不在焉地聊着天、逗儿子玩耍，一边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从他投来的眼神里，分明看到百般的慈爱，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他不舍移动的目光，使我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夜深人静后，在我的追问下，进进避重就轻的说了一点他在天安门参加活动的事，他不愿告知详情，说我不知情是为了保护我。我则说，如果我不了解情况，以后怎么帮你喊冤？于是，他说自己参加了学生的请愿、静坐活动，述说了参与组建“工自联”并担任法律顾问、起草了一些章程的经过。我听了这些，犹如五雷轰顶，顿时意识到，他属于电视中被通辑的那类人，我们即将大祸临头了，我开始不停地哭。
我们无法入睡，计划着等天亮后送奶奶和儿子到他父母家，然后我陪他逃离。这是别无选择之路，虽然进进担心连累我，但我说，他独自一人逃命，路上没吃没喝没人照顾，不知死活，更让人揪心。
深夜，我们被一阵巨大的踹门声惊醒，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只见几个人冲进我们的卧室，喊着“不许动”，两支手枪分别对着进进和我，我看他们穿着便衣、操着武汉口音，情急之下便大声问道“你们是谁啊？怎么不出示证件就抓人？”没人回答，他们快速地押着进进下楼去，另一个警察摁着我的肩膀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你配合。”说完，他跑下楼去，我紧跟着跑到楼下时，只见他们的面包车已经徐徐开动，我伸手拦着不让他们关车窗，并向车里喊着：“你们要把他关哪里？我要给他送衣服啊。”
车消失在夜雨朦胧之中，进进穿着短裤光着脚，像个电影里的英雄被抓走了。犹如天塌了一样，我回到屋里，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校园里炸开了锅，师生们都在相传，全校仅有的两个在京博士生，一个被抓了，另一个连夜逃走了。据说，那个博士参加了北京学生对话团，与政府交涉过学生们的诉求。他是由学校代培的博士生，住在我们对面的教工楼房里，或许是在深夜，校园里一片安静，我的嚎哭惊醒了他，他不得不离家出逃。
那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便一脸雨水泪水地骑自行车赶到进进的弟弟家里，他住在武汉理工学院，是那儿的老师。他很冷静，即刻动身去我家接奶奶和儿子，我则乘车赶往汉口，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住在那里。
进进的父母住在省公安学校里，他父亲是公安教员，主讲证据学。我赶到进进父母家，讲了他被抓的详细经过，进母听完后说，难怪他临走去武昌时说，“只要不杀头就行。”由此看来，他已预感到危险。
或许是学院领导的同情，时任院长的罗老师是进进读本科时的班主任，进进考入北大读博士，被师生们称之为她的得意门生，此刻学生出事，罗老师自是难过；也或许是学院领导担心进进被抓之事，会引起学生的愤慨而节外生枝，很快地，学院派车由进进的弟弟将奶奶和儿子送到了进进父母家。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直觉告诉我，公安局是一定要来找证据的。于是，我把进进从北京带回的公文包里的文章手稿、章程和选择性的日记及传单，都在卫生间里烧掉了。
上午十点多钟，省公校领导来电话，说公安局给了收审通知。我和进进的父亲去省公校书记处，交给他已为进进备好的行李衣物和在五月初进进与我给儿子过生日时的合影照片及一点钱。
不久，我们校园里相传着进进被押回北京的消息。那是进进的本科同学李绥安在武昌火车站见到了进进，当时他被戴着手铐，只不过用外套遮住了双手。三个穿警服的北京警察将进进围着，边走边驱散着拥挤在候车室的旅客。
见到此情此景，同窗老班长心里极为难过。以前，进进是这个班集体的骄傲，大家情同手足，这会儿，他们只能相视无语，李绥安能做的，是快步跑去买了一瓶饮料，委托在武昌铁路分局工作的函授课学生，代为转交给北京公安人员送给进进。此乃深厚同窗情谊，进进和我都始终难忘。
进进被带回北京后，校园里又传闻着院领导配合公安行动的事。据说，罗院长对进进的“失足”很是痛惜，她曾试图让在院里工作的其他学生“拉进进一把”，也就是劝说进进主动自首。我想，对这种重大事件的认知，他们师生或许差别很大，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那些天，我对自己的疏忽大意有些自责，我是应该有警觉的，白天时，我听到有人一会儿在楼下喊住在我家楼上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去开会，一会儿又听见喊楼上的车队队长开会。这些异于往常的细节，是我在进进被抓之后才意识到的。我想，如果我们不讨论逃走，是否可以避免进进被抓而只是监控呢？因为我怀疑家里或许已被放了盗听器，也或许只是我们决定逃离的计划与被抓时间上的巧合，虽然这个不得而知的疑问，一直是个谜，但之后被青年教师形容成“坐牢已蔚然成风”的情形看，进进在北京的“犯事”而在武汉被抓，是一种没有在电视上公开点名的通辑，是在劫难逃的，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进进被押回北京后，起初被关在炮局拘留所，后来转到半步桥拘留所，继而又关到秦城监狱，那是一个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在进进近两年的铁窗生涯中，他看书学习，读古书、学英文，为难友们咨询法律，用粗糙的卫生纸记录了各种案例，为来美之后撰写的《从广场到秦城》一书，积累了大量的狱中探法心得，也为完善法律制度尽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