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主义：东亚的共识还是战争催化剂？ Chinese Asianism,1894–1945
作者：史峻
译者：韩絜光,林纹沛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日期：2025/06/01
ISBN：9789570536225
内容简介
“亚洲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
排外与猜忌、族群的分裂与统合、扩张与合作的矛盾交错，交织成近代中国对亚洲的想像与实践。
今日的中国与亚洲，从未真正走出“亚洲主义”的影响。
谁能领导亚洲？
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
当“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语汇，
一个“强国梦”将如何改写亚洲的命运？
又将为世界带来何种未来？
◎从“亚洲盟友”到“亚洲老大哥”──中国为何坚信自己该领导亚洲？
当帝国崩溃、列强环伺，面对百年屈辱与国土丧失，中国知识分子在废墟中寻求出路。他们从日本“脱亚入欧”后孕育出的“亚洲主义”中，看见东亚团结的可能，也嗅到了强权政治的野心，更将之作为亚洲对抗西方秩序的起点。随着论述的引介与转化，中国逐步从尊奉日本为亚洲盟主，转向强调自身在区域中的主导角色，构筑起一条从“尊日”到“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脉络。
◎“国耻未雪，民生多艰”不只是历史──更是今日中国的语言
从引介日本论述到建构本土思想，中国知识界将儒家伦理、种族观与现代民族主义融合，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洲主义观点。这套论述不仅回应当时的国际压力，也反映了中国对区域角色的重新定位。从“东亚共荣”到“中国梦”，亚洲主义不再只是对抗西方的口号，而是融入中国思考主权、地缘政治与发展战略的核心框架之中。
◎今日的一带一路，昨日的亚洲主义
“亚洲主义”虽曾沉寂于历史，但其核心理念已悄然重返当代中国的外交语言。从倡议“命运共同体”到强调协助发展中国家，中国正以新的语汇延续过去的思想脉络。若要理解今日中国的区域构想与全球战略，追溯这段思想的历史源流将是关键一步。
作者简介
史峻（Craig A. Smith）
史峻博士的研究聚焦于中日思想关系与翻译史，目前任澳洲墨尔本大学翻译研究学系副教授。代表著作为《中国的亚洲主义》，主编之专书为《占领的译文：日本侵略中国，1931–1945年》(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二○一○年于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并于二○一四年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
译者简介
韩絜光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人文科普书专职译者。译有《未来的战斗》、《先胜心态》、《男孩、鼹鼠、狐狸与马》、《从不说谎的男孩》、《牛津植物学家的野帐》等。漫漫翻译路上，感谢有音乐与大自然。
林纹沛
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士、历史学系硕士。著有《行旅致知：李仙得、达飞声等西方人建构的台湾知识（1860–1905）》、《跨越世纪的信号3：图像里的台湾史（18-20世纪）》（合著）等。
现为专职译者，喜欢翻译时的灵光乍现，译著有《从彼山到此山》、《版权谁有？翻印必究？》、《万事揭晓》等。
目录
专业推荐
作者序廿一世纪的“亚洲主义”
导论
1唇齿相依：与日合作的响应和排斥
维新派的策略性亲日
亚洲主义团体在中国兴起
亲日报导的翻译
《时务报》内提倡与日结盟的中国声音
翻译种族、民族和自由主义
经翻译后复杂化的樽井亚洲主义
小结
2辅车相依：日本中华街的儒家亚洲主义
维新派与东亚同文会
创办大同学校
中日菁英合作与大同学校
山本宪与维新派
徐勤：大同学校校长
大同学校与多层身份认同
小结
3同文同种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人种论述
人种与种族战争
黄祸论
颠覆黄祸论
同种与异种
人种与反满民族主义
刘师培与〈中国民族志〉
陈天华、《民报》创始与“黄金十年”的终结
革命派始认识印度
亚洲和亲会
小结
4亚洲人的亚洲：东方文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杜亚泉主持下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的译者
《东方杂志》所见的欧战
杜亚泉与文明
建立二元论，定义中国与东方
冲突——人种战争或文明斗争
东西文明之调和
文明领导地位与大亚美利加主义
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统治下的东方文明
小结
5迈向大同：李大钊与世界主义式区域化
新亚洲主义与新新亚洲主义
亚洲领袖以及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的交织重叠
托派国际主义
李大钊亚洲主义面临的世界主义批评
新亚洲主义再阐明
小结
6王道：孙中山重塑的亚洲概念
从史学角度重探孙中山的亚洲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亚洲主义倾向
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演讲：日本领导下的策略联盟
一九一三年国民党推动亚洲合作
矛盾与延续——孙中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间的思想演变
一九二四年：日本还是亚洲国家吗？
日本外褒贬不一的反应以及民族主义议题
小结
国际联盟的失败
五卅运动后的京沪知识分子
北京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
上海的亚洲民族协会
亚细亚民族大会
亚洲因应国际联盟之道：全亚细亚联盟
媒体反弹与转向弱小民族
小结
8民族国际：以亚洲领袖自居的国民党
中国与新亚细亚的局限
弱小民族——重新认识殖民处境
中国的家父长主义与亚洲老大哥
论民族国际
领导弱小民族的国民党
更优秀的文化
中国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
小结
9共存共荣：战时政治宣传以及与日本和平共存
历史学家如何爬梳史料？
正统性与合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汪政权如何利用亚洲主义与王道？
新国民运动与东亚联盟
“宣传部”及其出版品
小结
结论
谢词
内容连载
第二章辅车相依：日本中华街的儒家亚洲主义
说是优势也好，阻碍也罢，帝国主义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个欧洲大都市为帝国中心。晚清中国处于一种半殖民状态，与其他多数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许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征。虽然名义上始终是独立国家，从未落入单一殖民帝国统治，但中国确实受害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向大都市聚拢以教育新一代青年、传授现代化知识，让他们准备好对抗帝国主义。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国可在多个帝国中心之间进行选择。所统辖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个特例——不久前也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且依然受西方帝国威胁，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威胁尤甚。中国与日本虽在一九○○年以前皆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但两国知识分子都有感于西方帝国主义对其主权是如何虎视眈眈。尽管一八九四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向日本求援仍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选择，而他们在日本也受到盛情接待。
创立于横滨和东京的大同学校，象征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透过融合民族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传入的新知识，抗衡西方帝国主义带来的危机。由于在中国难以推行有意义的改革，知识菁英转而来到日本，在此既可有效学习所谓的新学，也能培育新一代知识分子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又不至于让新青年投向西方。在日这几年，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语言中使用的日语新词增加，也进一步突显他们的著述中多有日本流行的思想观念。不过，这并不是单向的。这几年是一段中日菁英合作的时期，有些明治知识分子曾经呼吁“脱亚”，把亚洲视为过去，欧洲才是未来。而今知识分子抛下“脱亚”口号，共同想像一个既亚洲又现代的未来。这点尤其可见于横滨大同学校的创立及早年发展。本章虽然仍以维新派与日本菁英的对话为主轴，但把焦点转向他们如何在日本倡行儒家中国教育，把大同学校视为中日合作的场域进行考究。
我在本章考究提倡中日团结的现代儒家亚洲主义之相关论述。这种论述在世纪之交最为盛行，虽然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到一九二○、三○年代乃至于第二次甲午战争期间，也仍透过华人亚洲主义团体持续发挥作用，但在日创办维新学校是这种型态的亚洲主义的最佳范例，呈现中日菁英如何透过合作对话建构观念。这些论述虽然很多可以解读成中国人对日本东道主的口头承诺，但其中的政治言论也在中国青年心中扎下根基，新一代知识菁英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采纳导师的教诲和著述中的革命元素。
新世代生活在这个国际合作的关键时期，观念和身份认同传承给新一代之际也不免发生变化。我认为大同学校可说是中日知识分子合作的具体产物，不只用于教育学生的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观念及身份认同，也是在协力合作下为救中国和东亚于西方帝国主义之害的认识论产物。这些救国的努力结合现代特质的儒家教育为核心，造就一群具受害者意识的民族主义青年，呈现出亚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这段时期是一个大合作时代。正如同一名日本报刊记者用上另一个古典成语对两国当代关系的形容：“中日两国一如辅车相依。”
这些学校与众多中日菁英有显而易见的关联和重要性，但关于初始几所大同学校的文献却很有限。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大部分纪录连同横滨总校全毁。本章所使用文献主要来自报纸、期刊和书籍刊载的内容，以及数本回忆录和一八九七年创校后几年间校方寄出的未发表书信。
维新派与东亚同文会
如第一章所示，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试图以明治维新为范，重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乱无章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与日本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在一八九八年浮上台面，但九月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希望破灭，维新派被迫逃亡，终在日本找到容身之地。他们落脚于横滨，这是个中日合作的重要场所，直至二战期间仍持续为两国公民的合作发挥作用。维新派在日受到款待，部分多亏他们在《时务报》结交的日本朋友，部分归功于新跨国机构的成立。一八九八年，维新派出逃日本恰逢影响深远的日本亚洲主义团体——东亚同文会创立。
东亚同文会创立于一八九八年，就在《清议报》创刊号发行的几周前，往后它将成为廿世纪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亚洲主义组织。其会员组成多元，包含热衷政治且支持扩张的东亚会、自由派的同文会，以及其他如孙文的朋友宫崎滔天和平山周。会员并不只限日本人。创会成员之一就是康有为的学生，徐勤（一八七三～？），他当时人在横滨，准备出任新开办的大同学校校长。这层关联也许促成了日本菁英对康梁二人的欢迎，也或许可说明东亚同文会与《清议报》的关系。东亚同文会成员定下四条纲领：
1.保全支那。
2.促成支那的改善。
3.讨论研究支那的时事以期实行。
4.唤起舆论。
这些纲领显示出东亚同文会的意旨是单方向的。比起关心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它更关心积极影响中国。维新派来日，带来一个机会推动这些目标。上言之东亚同文会纲领，很可能会吸引致力于相同目标的维新派。《清议报》在东亚同文会支持下创刊，旨在唤起旅日中国维新派的兴趣，编辑群在创刊号提出他们自己的四条纲领：
1.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2.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3.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4.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与东亚同文会的纲领相比，这几条纲领明显更着重于“亚洲”。在日本亚洲主义团体讨论中国，以及日本应拿其如何之际，与日本合作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讨论的是东亚，以及鼓励与日本合作。
《清议报》成为东亚同文会早期的重要发声管道。在第一期第二十三页，东亚同文会刊出全版广告，申明上述意向和创会纲领，邀请中国士大夫加入。该段短文再度用上标准的“唇齿”比喻，述及中国和日本久有兄弟情谊，叹两国如兄弟阋墙。文章重点是呼吁重建连结和交流，末尾写道：“请两国士大夫，同生于此洲，同志于此时者，赞此意，入此会，以戮力于此。”
也许是突然受到东亚同文会影响，维新派于一八九八年赴日后，著述变得更加倾向亚洲主义，梁启超因此经常被今日的亚洲主义团体举为中国重要的泛亚洲主义论者。梁启超确实为文写过亚洲团结及与日合作，但和孙文不同，梁氏的亚洲主义意识形态显见于文章里，只有在戊戌变法而后的短短几年间，必须放在时空条件下检视。梁启超是在他认为的危机时期，做出向日求援以除中国弊病的合理选择。总体而言，他始终坚信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才是迈向现代的正确道路，但在其他重要议题上，梁启超的想法不时有变，晚清末年，他的关注焦点在共和体制和君主立宪制间摇摆不定。泛亚洲主义也是世纪之交这段时间里，梁启超考虑过的一条通往现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