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今日，在香港经营了超过26年的《苹果日报》终于倒下，那天出版了其最后一刊。到同一年的稍后时间，另一份在香港也是很受欢迎的网上媒体《立场新闻》也遭遇了大致相若的命运。

从此以后，香港完全独立于政权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余下来的新闻媒体，虽然仍有几个名义上是编采独立，但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因应权力的期望，进行了明显的自我审查及制约。例如《明报》及《信报》，都是这一类的例子。

另外的《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及《经济日报》，虽然名义上不是由政府或建制集团直接拥有或控制，但它们的老板都身兼中国政府授予的政治职位及衔头，某种程度上早已是被权势收编，因而他们的编采及评论立场，也越来越与政权趋于一致，与政权直接控制的《大公报》，《文汇报》的性质，其实只是一步之遥。

《苹果日报》创刊于1995年6月，从一开始便以创新的风格掀起了热潮。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因为报导手法不恰当而受到强烈的批评，也被部分读者厌弃，但最终能够以一份“倡议性媒体”的身段打开了局面。在2021年它倒闭前的一段颇长时间，《苹果日报》是香港最受欢迎、最多读者的印刷媒体。

至于《立场新闻》，面对的竞争环境就可以说是更严峻。网上媒体的起动投资可能不如印刷媒体那么大，入场门槛因而较低，但同时也因为这个特点而需要面对更开阔的战线，竞争者也比较多。加上印刷媒体也会开拓网上平台，纯粹的网上媒体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有利润的，其实不多。《立场新闻》也曾经濒临过倒下，但挺过来之后，又能够因应香港的政制及社会争议事件，开拓及建立稳定的读者群，最终在网上平台脱颖而出。

这两间媒体都是经营有道，而且能够体现媒体的第四权功能，填补了香港制度上的短板，在一个不完全民主及问责精神不健全的体制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才会受到欢迎。

香港虽然没有全面的民主，但在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下，社会气氛开放，公共行政也早就摆脱了殖民地早期的威权性质，政府基本上要依法办事，也要向公众问责。政府的权力受法律制约，要符合社会约定俗成了的法治精神及透明问责。香港也有一个活跃而趋向成熟的公民社会，因而就算政治制度仍然不完全符合民主，香港人基本上仍然可以得到较广泛的自由与人权保障。

这样的社会，首先就要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保护，让资讯流通，让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利受到保障。而最能表现出这种保障的，就是有不受权势干预的独立媒体。

《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的成功，其实是说明了香港的社会文明及现代社会的属性，也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及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

这两份媒体，本来经营有道，也本来可以继续营运下去而不会有问题，但竟然在一个基本上已经建立了法治保障及自由传统的社会被政权查封，因而不得不结业。权力机关以观念模糊的新法例，或以几十年未用过的旧恶法，又或以推翻已经确立了的法治及司法观念去作出检控，再以近乎政治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记者、又长期拘禁媒体的经营者及新闻从业员，令它们最终不得不倒下。这除了与市场的规律不对应之外，也显然是对现代文明及自由社会肌理的严重残害。

2021年时这两个媒体的先后倒下，其实也标志着香港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后严重倒退，也是整体性的现代文明沉沦。环顾全球，这两个媒体的倒下，可以说是文明社会几十年来罕有的独例。

四年后的今日，当我们回顾这两个既不幸，又令人愤怒，更令人不忿的个案之时，大家除了慨叹香港竟然会发生过后果如此恶劣、过程又如此不堪、影响又是如此难以比拟的先例之外，也令人忧虑香港在发生了这两个恶劣的先例之后，能否在将来有机会把曾经有过的资讯及评论自由恢复过来。

香港人绝对不可以轻易忘记这两个案例，因为他们都不只是普通例书中的个案。这两件事是对自由基石的摧毁，是社会及文明倒退的历史地标。事件的元凶，最想大家忘记及淡化对这件事的记忆。要令香港保有希望，要令香港有机会重拾我们曾经失去的自由，首先就要不遗忘那种失去是如何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