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年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中，有一个非常显著且急待解释的现象：为何GDP仍维持在5%左右的增长水平，而税收却持续下滑？且两者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中。

回顾过去十年，税收与GDP之间的短期背离并非首次出现，且多可归因于制度性减税。例如：2016年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服务业减负约5,000亿元；2019年大规模下调增值税税率；2022年疫情冲击下，推出4.6万亿元的减税退税政策，占当年税收总额的27%。这三年税收落后GDP的幅度分别为1.9%、5%和6.5%。

但在多数年份，尤其是“金税三期”全面推行之后，税收增速反而明显快于GDP。2017年税收跑赢GDP3.8%，2018年为1.7%，2021年为3.8%，2023年为3.5%。这一方面源于电子化征管系统强化了税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征管效率持续提升的结构性趋势。

问题出现在2024年。在没有大规模减税出台的背景下，税收增速却断崖式下跌，与GDP的剪刀差扩大到-8.4%，2025年一季度进一步拉大至-8.9%。这一数字不仅远超历史上的异常年份（在减税额度达到到27%的2022年，税收落后GDP的最大剪刀差也是-6.5%），也彻底打破了“税收与GDP正相关”的常识性认知。

这意味着，某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值得我们更深入地追问：税收去哪了？

01中国税收的基本结构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税收”本身，因此，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与土地出让金无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被粗略分为四本账：税收（包括非税收入）、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指土地财政）、国有资本收益（国企利润上缴，这部分体量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及社保缴费。而在这四本账中，体量最大、也是最核心的，仍然是“税收”。

如果进一步拆解税收结构，就会发现，排名前四的税种分别是：国内增值税（VAT）、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IIT）和消费税。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者相加，基本就能占到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因此，要理解中国税收的问题，最直接的切口就是看这几个主要税种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工业主导型经济体。2023年，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6%，而OECD国家的中位数则只有16%。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把税收锚定在生产环节，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与经济结构匹配的安排。但问题在于，“高增值税依赖”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需要先讲清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简单来说，直接税（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是直接对人的收入或资产征收，税负不能轻易转嫁，因此通常被认为具备更好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而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则是在商品和服务交易中征收，税负更容易被转嫁给消费者。这也意味着，低收入群体反而可能因为刚性消费支出更多，而承担更高比例的税负，形成所谓的“逆向累进效应”。

当一个国家的间接税比重过高时，会带来三重后果：

首先，它削弱了税制的再分配能力。低收入者消费占收入比重大，间接税反而对其更“苛刻”；其次，间接税不像直接税那样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它不会随着经济的好坏进行弹性调整，反而可能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间接税因为隐蔽性强，征收过程对纳税人几乎“无感”，因此也削弱了公众的纳税意识与监督意识，人们对政府预算和公共支出缺乏感知，自然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共审计和问责机制。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现实就是，中国税收的最大结构性问题，就在于其对间接税的高度依赖。

02增值税走低，从哪里开始？

在中国的主要税种中，增值税（VAT）历来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其收入的波动，往往直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税基质量。过去两年税收与GDP的背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增值税收入的持续下降所导致。

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增值税的收入分别是：56791亿元、61982亿元、48717亿元、69332亿元、66672亿元。中间2022年因为大幅降税有明显下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在2023年基础上出现了-3.8%的跌幅。

实际上，问题从2023年就已经显现。虽然受前一年留抵退税带来的低基数影响，2023年第一季度增值税短暂同比反弹34%，但此后迅速回落，第四季度再次同比下降7%。进入2024年后，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第一季度同比下降7.1%，第二季度下降9.6%，第三季度下降6.8%。直到2024年第四季度，增值税才首次出现1.3%的微弱正增长。

增值税收入持续下降的背后有几个明显的原因：

首先是出口退税规模过大。近年来中国出口持续扩张，出口退税的规模也相应大幅攀升，仅2023年一年办理的出口退税金额便达到约1.8万亿元，相当于全年国内增值税净收入的22%左右，中国出口退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也从9%慢慢爬升到11%。出口退税本身是为了保证出口商品不含税出境，但规模过大导致净税收收入显著减少。比如2024年对部分铝型材和光伏产品的退税率进行下调甚至取消，就是试图缓解这种退税压力。

中国经济历来有“三架马车”的说法——投资、消费和出口。当投资受到整体债务规模而被抑制，消费因为收入和福利体系无法整体改革而相对停滞，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那么出口退税仍是压制增值税收入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大幅萎缩。房地产全产业链从土地出让、建材生产、施工建设到房屋销售，每个环节都是增值税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2024年前11个月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22.4%，房地产交易面积也显著收缩。据中金公司测算，这一行业的整体萎缩，直接导致2024年房地产链条的增值税收入同比减少约3800亿元，成为增值税收入持续低迷的重要推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房地产周期性下行，政府仍然存在强烈维持楼市的冲动。

税收的结构性集中使得这种冲击更加明显。中国的税收高度集中在少数行业中。2021年，制造、批零、金融、房地产、采矿五大行业合计贡献了77%的税收，但仅占59%的名义GDP。当其中的房地产、采矿等行业出现下滑，对整体税收的影响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第三，是生产者价格（PPI）持续通缩，拖累了制造业的增值税计税基数。增值税是以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含税价作为征收基础的，PPI连续31个月负增长意味着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的应税销售额自然萎缩。据华创证券的测算，PPI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增值税收入增速的拖累就达到1.5至1.6个百分点。2024年PPI平均负增长2.7%，对增值税整体收入的拖累大约达到2600亿元以上。

最后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大规模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过去几年，各地竞相出台招商激励措施，包括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从3%下调到1%、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大幅减免、部分城市持有超两年的住房转让免征增值税等。仅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在2023至2025三年间减免税收就达到约5000亿元，各地招商返税政策更是进一步侵蚀了增值税的税基，2024年这种“让税”规模至少超过4500亿元，占到全年增值税缺口的近三成。

这部分的退税应与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和2022年的普遍减税区分看待。尽管表面上都是“减税”，但前者属于结构性政策，释放的是明确的方向性信号；而后两者则是普遍减负，旨在全面缓解企业压力，并不引导特定资源流向。过去的结构性减税多聚焦“扶弱”——比如支持中小纳税主体、民营企业发展；但自2023年起，减税政策却明显倾向“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先进制造业”，几乎无一例外。问题在于，这些领域如今普遍陷入产能过剩，继续“灌溉”反而加剧了税收流失与资源错配。如果减税的初衷是为市场腾出空间，那2019年与2022年的做法，或许反而更稳妥也更有效。

以上种种，不仅解释了增值税收入为何持续走低，也说明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在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完成、税收重心高度集中、外部刺激手段受限的当下，维持财政稳定已不再是“强增长”下的技术问题，而逐步演变为“税基退化”下的治理难题。

03从企业到个体：利润下滑如何传导税收

除了增值税之外，企业所得税（CIT）同样是中国税收结构中的重要支柱之一。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的走势，也显现出中国企业盈利状况的显著变化和问题。

2021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达到4.89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约15%，这当然与2020年的低基数有关，但如果大家记得，2020年中国在疫情早期防控确实相对有力，使其成为2020年-2021年全球能够稳定出口的少数国家之一，叠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当年工业利润同比暴涨34.3%。企业盈利强劲，为税收提供了丰厚税基。

2022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小幅增长至约5.0万亿元，同比增长2.3%。但这一年，工业利润已经转为负增长（-4%），而税收仍能保持增长，主要得益于前一年度延迟入库的税款集中缴纳，以及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行业仍维持高利润，对冲了其他行业的疲软。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3年。企业所得税收入降至4.11万亿元，同比下降17.8%。工业利润全年下滑2.3%，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导致房企普遍亏损，而制造业持续承受通缩压力，利润率显著压缩。与此同时，政策上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100%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创新，却也大幅压缩了企业应税利润，成为企业所得税税基萎缩的又一结构性原因。

2024年，企业所得税收入继续低位徘徊，全年收入约4.08万亿元，同比再度下滑约0.5%。这一年工业利润同比下滑3.3%，制造业通缩未止，房地产亏损持续，出口也遭遇美国贸易政策波动的打击。2025年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同比再降6.8%，降至约1.0万亿元。

同样的趋势也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上，社会整体个人收入情况与企业有明显的同构性，只是个人所得税比企业相对滞后2-3个季度，企业的盈利状况转化为企业用人策略变化，存在一定的传导时间。

202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约1.40万亿元，明显回升，理由与上面相同。2022年，个人所得税继续增长，达到约1.49万亿元，同比增长6.6%，就是上面所说的滞后效应。

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样在2023年出现拐点，全年收入约1.48万亿元，同比下降0.6%。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飙升和平台经济降温，直接影响了整体收入水平。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财产转让所得，进一步压制税收。202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进一步下降至约1.45万亿元，同比减少1.7%。除了经济因素外，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提高（如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等）也削弱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基础。

到2025年一季度，个人所得税收入为约0.3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但这一反弹更多是因为去年年终奖延迟入账和过年期间的高基数效应所致，而非实质性的收入复苏。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均承受较大压力。一个依赖于出口退税、工业利润与房地产交易支撑的税制结构，在当下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上升、内需疲软、产业利润趋紧的背景下，已经逐渐显露出其脆弱性。

04财政可持续性的困局

税收不仅是一项财政指标，更直接关系到每个市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无一不依赖财政支撑。当税收持续低迷，政府要么依赖大规模举债，要么诉诸“远洋捕捞”等更极端、不可持续的方式维持基本支出。地方债风险不必赘述，其他非常规手段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也难以忽视。

现在，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税收，因为土地出让收入在2024年和2025年前五个月分别下降了18.3%和11.9%，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收入。这一财政困境长期以来被忽视，一方面是官方统计的赤字口径偏低，加上非税收入短期内快速增长，掩盖了财政的真实压力。此外，过去土地财政与信贷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也使人们忽视了税基长期萎缩这一根本问题。而到了2025年，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回避。

要想真正恢复税收增长，至少需满足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工业通缩必须结束。然而，截至2025年初，PPI已连续28个月为负，整体需求依旧疲弱，税基难以有效恢复。

第二，房地产市场必须企稳回升，但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跌10.1%，新房销售面积下跌19%，叠加人口负增长和供给过剩，回暖希望渺茫。到2025年5月，多个关键指标再次转弱。

第三，企业盈利需要明显改善，但在内需疲软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短期反弹的可能性极低。

第四，结构性税改必须推进，包括房产税试点、扩大个税覆盖面、调整出口退税比例等。然而，上述税改均面临巨大阻力。例如，房产税每年预计带来0.5–0.8万亿元收入，仅占2024年全国税收的3%–5%，但可能直接加剧房地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短期内几乎不具备落地可能。

是的，每一项的实现都有很大难度。当前税收困境的背后，是经济制度的困境和前十年经济发展模式积累问题的产物。在工业通缩、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外贸环境恶化与税制改革阻力并存的背景下，任何单一刺激措施都难以逆转税基长期萎缩的趋势。因此，未来数年，中国税收收入大概率将持续低于GDP增速，财政可持续性将会迎来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