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
1.二零一三年初，王丹泣告许良英先生辞世的时候，我已经被许良英先生革除师门将近十年。我在悼文等一些文字中曾经提到，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互动应该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活动史某一侧面的一个写照。幸好我们两人都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所以我的这个看法，这一段历史几乎用不着在用我这个还活着的后代再说什么，一切都可以用历史上的文字来表述。
我和许先生们之间的通信留下来的大约有几十万字，其中有一些是涉及王丹的。我是八八年出国后，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通过许先生认识王丹。从此开始了与王丹的一些往来。九九年夏季，王丹到美国后在许先生的建议下，秘密到我这里来了八天。我带着他在德国和荷兰周游了一些地方，去了龙应台家，也到在荷兰莱顿的诗人多多家住了一天，其后还到埃因霍温看了世界乒乓球比赛。
他返回美国我再次见到他则是五年后。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驻德代表换成了谢志伟，王丹对我说，谢志伟没当代表前，在台湾就许诺与他，当了代表后邀请他到德国来。所以谢志伟上任就兑现了诺言，在代表处的邀请安排下王丹到德国来走了一圈。
王丹那次到德国，我见到他就已经不过是寒暄而已。我想原因双方都很明白。其一，那时候许良英先生因为我对李慎之思想的批评性看法已经和我决裂。王丹不再需要因为许先生的关系而联系我。其二，零三年，许良英先生把给我的批评信突然在《民主中国》发表，由于许先生并不认识《民主中国》的编辑，我也不认为他会主动想到那里去发表这封信，所以我推测，一定是有人从中设计。为此我也就对围绕在许良英先生周围且与《民主中国》有联系的人一概敬而远之，不希望陷人于不义，即让人家因为敷衍我而说谎。而又由于许良英先生已经拒绝和我通信，所以对于这次见面的感受就不再有通信记载了。
2.记得九九年王丹到我这里来之后，诗人多多来我家的时候问我印象如何，我说还平和吧。为此他对我说，“他狂得也够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对他说，小伙子前程远大，他说，我有什么前途，二十岁就全世界出名，还有什么前途。”这句话当时我还真的没注意到，或者说就是听到也没往心里去。经多多这么一说，我才想到，这代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们对中国社会可能的作用，我可能真的需要重新理解。这也就是说，他们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关心的版面，以及很大一部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民众反抗专制、争取民主，以及更深层文化交流的资源，为此他们的角色就都已经不再只是尚且年幼无知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消耗着国际社会的资源，其正面和负面作用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牵动了中国社会。从那时，我感到，我和许良英先生通信中对王丹的评价和看法不只是私人问题了。八九六四事件后，很多人平安逃到了海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过价值，却能够轻易拿到各种名目的资助。而谁拿了纳税人以及基金会的资助，谁就对他所花的钱，所做的事及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就必须接受监督和审查。这也是我会现在想起提前发表这些曾经有过的文字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和许良英先生通信中有关王丹的部分早就超出了我们两个人。我的信，许良英先生都给王丹父母、王丹，甚至更多的人看过。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人中已经不是秘密。我因为从事思想研究，向来对于这些人事问题不去费心，所以许先生给他们看了我也从无异议。现在想来，王丹大约早就对我很有芥蒂。读过这些信后，我想读者也一定会有同感。为此，再进一步回想我和许良英先生之间交往的很多事情的演变，例如许先生突然把和我的分歧公开到网路上，他的文集的出版的过程等等……这历史也就真的突然很有意思，且扑朔迷离起来……。
3.然而，直接促使我现在把我和许良英先生通信中谈到的王丹部分公开的原因却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王丹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和言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场讨论的起因是王丹的一些具体做法是否适当，但是接着居然来了一个群体的公开声明，把一场具体的讨论变成朋党对峙、党同伐异的宗派斗争。为此，我必须要说的是，对王丹做事如何，人品如何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变为“朋党”问题却肯定可以说是一种恶变。这种做法根本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掮客的做法，而知识分子关心的却是问题，围绕具体问题，具体事情，得到具体的教益。
事实上，我和许先生的通信中涉及到王丹的部分也是围绕问题及如何做人，如何做知识分子。在“知识界”“搞政治”是典型的共产党做法。一百年来这种党文化彻底地毁灭了中国的知识界。在我们努力重建知识传统的时候，这一次关于王丹的讨论让我们看到，我们究竟还是没有自觉看到这个尚黑的现代朋党文化，自觉地远离并且抵制这种恶劣做法。正为此，我觉得有必要把“往昔我曾谈到王丹”公开，把这个二十年前就开启的讨论和交流交给知识界和大家。
在重新查看了我和许良英先生的这部分通信的时候，我也再次感到：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一时一事，不要说在历史中，只在刚刚过后十几年看，就能够让人看到中国话所说的“纸里包不住火”。所以我觉得公开我与许良英先生信中的讨论及看法，让这些可能的思想和认识之火公开燃烧，或许能够照亮更多需要说明的地方。
物理学家波尔非常喜欢一句话，“在人生的舞台我们每个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每天都留下行为和文字，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容易，因为四面八方，东西南北都有人在观看、探究，乃至记载。这大约也是中国古语所说，大位不以智取，大智若愚的原因。凡是小智小慧，小手段，不仅在这个舞台上显得很可笑，而且一定会被看穿。
2014-12-29
“往昔我曾谈到王丹”通信选
许良英1993.02.25致仲维光
你2.10信和所附材料，使我清楚地了解那次民阵、民联合并大会闹剧的实情，你的分析和评论很有道理。我已把这封信给好几位朋友看，现已让王丹拿去，让他了解这三年多来外面世界的现实。
王丹是2月18日下午5点出狱的，20日下午即来看我，谈了3小时。他精神状态不错，在狱中读了很多书，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他原是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1988年秋天第一次找我时，就说自己想写1957年反右运动历史。现在他准备花几年时间写他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历史。他说他被捕后交代(这件事3年前我就知道)：他受三个人影响最大，这三人是方励之、我、李淑娴。狱方认为我们三人是“黑手”，指使他的。他回答：如果他真的都听了我们的话，他不会入狱，因为我们是反对绝食和过激行动的。而我在1989年3月就规劝他，要好好读书，不要做政治行动家。
仲维光1993.03.30致许良英
王丹在这期间住了四年监狱，应该说是他的运气，否则出来，和柴玲等人会一样把自己搞臭。王丹如果能认真沉下心，读书，思索;最重要的是有几个像样的朋友，另外要一步一步地作，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我现在相信，命运是公平的，你得到的太快，就一定会在另一方面补偿回来。现在王丹实际上已经名过于实了，一定要补充自己，稳定下来。我们的事业需要一些扎实的人，需要一些真正的人。王丹现在有很好的基础，希望能保持自己。
许良英1993.04.26致仲维光：
你两次信中对王丹的意见都很中肯，我都给他看了。他看来还是相当轻浮，读书不求甚解，有虚荣心。我对他象对待自己学生一样严格要求他，但社会上对他相反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且无时无地不在起作用，最后决择当然还需要靠他自己。我一定要尽我的责任引导他坚持走健康的道路。
仲维光1993.05.16致许良英
关于王丹，虽然他现在说受到最大影响的人中间有您，但是如果他想搞政治，并不完全想走独立知识分子之路，很快他就会发现您这样的人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您这样的情况也存在您周围的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想出名，想谋利，他们就必须和那些所谓“知识人”混，这就是陈嘉映对我说的话的意思。
仲维光1993.07.19致许良英
郑义这次来，我们谈到了一些关于八九年的事情。其中有一点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原来以为在封闭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代知识分子到我们这一点已经走到了极点，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了转机，这是我对王丹这一代人曾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原因，我认为他们是新的一代……但是同时，我也在另外的文章中写到，金观涛及《走向未来丛书》把最坏的学风发挥的淋漓尽至，这种东西在八十年代是比比皆是，王丹等一代人正是在这些东西的影响下成长的。以前，我总是把他们从共产党社会的连续中分出去，这次郑义来，我听他讲了一些广场上的情况后，问他，你觉得这一代人比我们那一代人怎么样，例如蒯大富等人，郑义明确地说说，他们不如我们那一代人，这一代人非常自私，有一点权力就开始争斗不休。其思想也很浅。
许良英1994.01.11致仲维光
不过王丹仍有点浮，静不下心来。
仲维光1994.05.24致许良英
王丹这一代人身上封闭社会的特点比我们还显著，因为他们是受《走向未来》这样的知识影响成长的，而我们是在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对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攻击及有限的争论中长大的。我们比他们见的真东西还是多一些。
仲维光1994.06.14致许良英
王丹的那篇总结八九民运的文章，我粗看了一遍，感到仍然没有任何进步，是一篇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的产物。整个总结从语言到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都是过去总结群众运动的政治语言，因此没有任何新意。陈小雅提出的陈子明问题，说穿了其实也是共产党文化问题，共产党在过去搞的学生运动，以及和他们对待每一次政治活动的态度都是如此。学生运动是手段，而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的。这和人权是最高原则的民主运动是完全不同的。……陈子明和王军涛……不过如陈一谘所说，他们没有能够进入体改委的圈子，如包遵信先生所说，他们虽然没有在船上，但是积极为船上的出谋划策，时刻渴望上船。陈小雅书中所揭示的五月下旬他们的活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见过王丹后就一直在想，他和我们在那个岁数时相比如何。由于看书多少和范围环境的局限，他可以思想不深刻，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却绝不能缺乏批评精神。
许良英1995.03.27致仲维光
你和学文的文集(笔者注：《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王丹借去读了。他非常赞赏，并复印了一份。
许良英1996.10.25致仲维光
王丹母亲今天下午得到法院通知，王丹案将于30日上午开庭。他是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起诉的。这个罪名十分荒唐，完全是捕风捉影和莫须有。待判决后，我将写文章为王丹辩护。半年多前我已把这个决定告诉科学院党委。这个月楼门口一直有警察守着，经常有6—8人。
许良英1998.05.16致仲维光
王丹到美国后给我来过五、六次电话。我建议他立即争取上学，仍念历史系，着重学习西方民主的历史，特别是英、美的历史。现已有几个大学要他去，他倾向于哈佛，要我和方励之写推荐信。我已写了。我们看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一个半小时的录像(是他父母拿来放的)。他的真诚、谦虚和自我反思精神，与那些自封的“民运领袖”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他还需要培养独立批判精神，摆脱王军涛等人的影响。
仲维光1998.07.07致许良英
关于王丹，我和您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九四年回北京曾经和他见过几面，我曾经把他和我们在那个岁数时的情况对比过。他整个的思想状况远不如我们那个年龄时的冲动和追求。而实际上他的时代要比我们那个时代的情况好得多，能见的和看得及接触的都远远好于我们那个时代，但是他的思想状况，敏感程度都不行。我无法和他深入谈论。他那个年龄的人，我认识很多人，事实上就是那次回去，我曾经和研究生院的几个学生交谈过，我起码觉得有兴趣和意愿和那几个学生交谈。而王丹，从知识和思想上，不给我兴趣和欲望和他深入谈下去，虽然，我是企图想多谈一些的。当然从政治上，我觉得他做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承担了苦难，却那么年青，应该也必须爱护他。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他是否是XXX那种类型的人。至少他在八九年时，出来后和王军涛等人非常相好，相投，是有原因的。朋友告诉我，他出来后有很多时间住在王军涛那里，有人劝他说，许先生不是对你说过，不要和王军涛多来往。他说，那是在国内，现在不是许先生不在了吗。他曾经多次说，他希望做个知识分子，希望能做北大校长，在采访中说，听说王军涛也想做北大校长，那就王军涛做完了，他做他的后任。然而却恰恰在知识上，我认为他缺乏做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敏感，缺乏对知识的思索能力。在这方面他甚至没有陈恒六的聪明。
王军涛由于去年江泽民到美国访问时的表现，而在民运中声誉大迭……王军涛此后则为了改变自己形象，到处积极活动，这次王丹出来给了他一根救命稻草，他到处拉着王丹。而王丹似乎也很乐意和他在一起。在美国，对王丹有些影响再就是方励之、李淑娴了，但是，这恐怕就是方励之夫妇和您的区别，他们不会象您那样去影响王丹。这种区别是很带本质性的。(关于方先生和北岛对话的具体细节，我没有具体问陈军。因为，我觉得已经认识到了方先生的特点，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在道德和知识的追求上，他不是萨哈罗夫和哈维尔一类人。他和北岛一样其实都是封闭社会的获利者，很知道如何利用那个社会的政治条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换来的利益并不少于所作的事情。)对王军涛我从来不认为他是自己人。
许良英1998.08.04致仲维光
你说的王丹那些缺点，确实存在。他虽然兴趣广泛，坐牢4年读了上千本书，但我一再指出，他读书不求甚解，许多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缺乏判断力，思想显得混乱。他中学时害怕数学，没有受过严格的逻辑和理论训练，偏重灵感，而缺乏真正的求知欲。这大概是你所说的，他不及陈恒六聪明。……王丹比较虚心，且有反思精神。他在纽约的记者会上说自己在89运动会得7分是错误的，如果知道会死人，他是不会发动这次运动的，而且他声明不接受任何给他个人的捐款。……成钢回国前几天，在Boston……请王丹、Nancy吃过一餐饭，王丹给成钢的印象也不好，觉得他为浮名所累，显得无知，也难以专心学习。Nancy说王丹只听两个人的话，一个人是他母亲，一个是我，因此嘱咐成钢把这情况告诉我。前几天王丹母亲来(她将于5天后去Boston看望王丹)，我和成钢都着重地讲了这个问题：他应该认识到，他的“出名”，对他做学生是坏事，他必须摆脱外界干扰，努力认真读书，否则，必将蹈胡平、乌尔开希的覆辙。
仲维光1999.04.06致许良英
王丹收到您的信后，和我联系过。他想到欧洲来旅游一次。如果他能来，并且愿意深谈，我到是准备抽出时间来，帮他安排。只是，我还是吃不准他到底是哪一种人。他现在说，是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但是，说实话，作知识分子比作民运人士要难。知识分子，“批评是职业”(一本有关知识分子书的题目)，第一要敢于批评，得罪人，第二，是有那种批评的敏感，能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其三则是耐得贫穷，耐得寂寞。
仲维光1999.05.25致许良英
王丹后来又有过联系，他说，可能八月来德国。三月和他联系时，他说六月，我已经委托马汉茂给他发了邀请。他本来说，六月底来。变化我是已经想到的。对此我并不认真。我只是希望他要做知识分子，并不是他的一个标签。但是，我确实是对此很怀疑。因为，第一他无法摆脱在他周围已经形成的社会旋涡。第二他有否真正的研究能力和敏感，因为，没有这些他就无法体会作知识分子的愉快，只会在这个领域中受罪，那么他也就不会呆在这个领域。到现在为止，这些学生领袖，除了搞运动外，没有一个人在知识领域有较好的发展。
仲维光1999.07.27致许良英
王丹将在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七日间来我这里玩，我想也许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聊聊，他到底是如何打算。我从报上看到过他几次讲演，看到他的读书经历，我觉得他读书的起点太低。读书要读大“家”的书，而不能从二流三流书籍读起，中国人的话说“效法其上，仅得其中”是有道理的。但是，人的不自满、眼高，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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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1999.11.01致许良英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八月初王丹来，我陪他一周，他走后，我们则忙着修理新的房屋。
……
王丹和我在八月份商议在您明年八十岁时给您出版一本文集的想法，他已经给你打电话时和您讲了。他说，您说我这里有一份您的稿子，我查了那几年的信，我这里有您近年来的文章，但是没有整稿。我不知道，您能否自己整理出一份稿子带给我。……整个出版费用，我们初步设想，几个您的学生愿意的分担。当然如果能找到出版社或基金会承担更好。这些您就不要管了，由我们俩来管。当然如果国内哪家出版社可以卖书号出也好。
许良英1999.11.11致仲维光
王丹和刘宾雁前不久都在你们家住过，他们给你的印象如何?
关于出文集的事，王丹回美国后电话中提到过。……至于出版问题，只能由你和王丹出面联系，也不妨找方励之商量一下。
仲维光1999.11.27致许良英
关于魏京生和王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确实是有此事。
……
关于王丹和魏京生的比较，我倒是认为，魏京生毛病很多，但是，他有过人的地方。王丹的精神过于俗。王丹能否扮演好得奖者的角色，也是令我怀疑的。
关于八月王丹来我这里的印象，我和学文的整个感觉还是可以，认为他还是比较平和。没有狂妄到完全失重。但是，诗人多多对我说，“他狂得也够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对他说，小伙子前程远大，他说，我有什么前途，二十岁就全世界出名，还有什么前途。”我想起来，是有这么一次调侃。……
王丹对我说，他有两个指导员，一个是王军涛，一个是XXX。这两个指导员，看来都很说明问题。在思想上和精神上，这两个人应该说都是很平庸的。一个人说出这样的人是他指的导员，其实是丢人的事情。……他推崇到几乎崇拜王小波的地步。而王小波精神和文学素养的粗制滥造则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就此来说，我对王丹担忧的是，他现在名誉和位子和他的气质才能不相符，如果他稍微失重就会出现很可笑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再插一句。朋友告诉我XXX不久前到哈佛大学访问，吹捧王丹，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但是就我对XXX思想深度的了解，我想是会有此事的。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种吹吹捧捧。当然这就是半瓶子醋的特点。……我觉得半瓶子醋哪个时代都有，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半瓶子醋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太矮小了的原因。世无英雄遂至如此。
……
再谈王丹，我想他在这群人中还是能感到如鱼得水的。记得在纪念北大成立的纪念座谈会上，他说，他的理想是做北大校长，不过他听说王军涛也想当北大校长，那么就先让王军涛做，他可以接任王军涛。这话公开讲出来发表在杂志上，实在也有点出格。
王丹说想办一个杂志，像当年雷震办《自由中国》那样办一份知识分子针评时政的杂志。我想这才是一个正事。他应该有一点事业心，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如果他真的请我来给他办几年，坦率说，我不仅能给他办出一份面目一新的杂志，而且几年之内可以为他带出一批新的作者队伍，可以为他积累下以后创业的资金。待他毕业后，交给他自己来办。但是，我不会主动对他提起，因为，这需要他的眼力，也需要我的牺牲，而我现在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办杂志，而不安心读书写作，因为，我已经深感有生之年去日的可贵。况且，这种合作绝对需要精神的超俗。我周围很有几个朋友，就现在的情况来说，王丹的精神很难完全和这样的朋友合拍。他真的是很适合与王军涛和胡平这些人打交道。
……
如此这般，我想王丹大约是不会能彻底变化自己的了。说到这里，我倒是理解他对多多的回答了。他对前途的理解太尘世化了，以为前途就是尘世的名声。他不理解前途的精神内容，在精神领域中不竭的探索所带来的心旷神怡，那种远大的享受。所以不知也就不为怪。他确实还是很实际的。
许良英2000.01.24致仲维光
昨天王丹父母来，他们将于过年前赴美探亲。我把你信中对王丹的印象和意见都告诉了他们，希望王丹摆脱俗气，不要把庸人当作“指导员”，境界要高些，要谈举上，应以鲁迅、甘地、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为榜样。王丹说获硕士学位后，想改学法律或新闻。我觉得他缺乏严密逻辑思维训练和爱和稀泥的性格不宜搞法律，搞新闻倒是适宜的。
……
集子已编出目录，共六卷，65篇文章，约51万字。已给王丹写了信，他会转给你。
仲维光2002.10.09致许良英
我随信附给您曹长青写的有关北京之春台湾不再支持，面临倒闭，现在由于王丹能够拿到美国国会的资助，所以改由王丹做社长。
许良英2000.10.25致仲维光
我的情况依旧，只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三年前你和王丹倡议的要我的文集，已经在年初出来了。这次工作是由几位在杭州的年青亲戚帮助完成，通过王丹联系出版的，交明镜出版社出。你如果未见到此书，可向王丹要。
仲维光2002.11.18致许良英
十一月二号收到您十月二十五号的来信。今年转眼就要过去，很惭愧至今没有写出一篇预期要写的东西。这也是迟迟没有给您写信的原因。总要有点成效才愿意动笔。当然今年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在我的计划中的。我因为不能回国，所以想干脆在这几年中邀请几位朋友出来走一走，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很难有机会出来的朋友。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我现在对爱因斯坦那段话有更深的体会，“在这个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中”，人生确实短暂，并且充满风险，说它短暂，转眼我们这一代人都走向老年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几位好朋友能在活着的时候，多了解多看看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说它充满风险，人的一生真的什么都会遇到。您的一生，二次大战、抗战、反右、文化革命;而我们却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后半生居然跑到了中国很多人“想往”的西方，而我却视它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流亡生活。真的是“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凛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说它充满风险，在于在生活中真的充满戏剧性，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说它充满风险，还在于你只要稍微有怠惰，稍微苟且，稍微妥协，就会在你的一生上写下令你永远惭愧的一页。以前曾经读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每日都使人问他，勾践，你是否怠惰了。其实何必要别人问呢，每日逝去不再返回的生命自身都在问自己。五十岁后倍感生命的宝贵，更为自己的怠惰和没有效率而感到不安。所以基于这种想法，今后几年我要抓紧时间更多的写东西，也希望在这几年能为几个好朋友做点什么。
看了您给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觉得您指出的问题是准确的。对于李慎之先生，我认为他多年从事社会和政治，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顾准的那本书，我本来想写一篇评述，后来在搬家的时候，把读书笔记都能丢了，而我再也没有兴趣从新读一遍。
顾准的那本书基本上是胡扯。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我们看他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著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对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最不行的人也不会这么作。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顾准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完全是共产党宣传部的理解。我本来想写的就是，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
再例如，您对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学不是价值系统的问题。这也是基本的常识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这还使我想到王元化，他研究黑格尔和康德，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译本，还称自己有所发展。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是懂了德文，也很难说就能把握住这些哲学家究竟说的是什么。
再返回来说，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上次说王丹的问题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上。再有，我看过他回忆吴宓的文章，写的也很好。谈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谈。
王丹也是这样，要么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要么从事学术。或者说二者都从事，但是不要混淆。
王丹的不足，我觉得可能是先天的。他缺乏一种聪颖和敏锐，正为此他可以和王军涛等人在一起，而不觉得痛苦。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先天的因素，后天造就起来很困难。人只能影响他能够影响的人，也就是和他类似的人。我在中学当老师时本来以为，在中学时代，你可以影响学生，但是，当他们长大，接触了社会，会回到自己最适应的角色中去，对他们的影响大约可以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但是没有料到，这些学生一些人刚到了大一，就完全浸入社会了。我想这也是爱因斯坦在纪念普朗克六十寿辰那席讲话所在。
您来信谈到王丹的两篇短评，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和外界，尤其是那些民运人士来往不多。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您那本书的广告，因为是《明镜》出版，我想到是王丹联系的。我会想办法请王丹给我寄一本来。至于您谈到的王丹的书评，我想那不是他没有看书中文章的原因，而是他本来是社会中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和爱好写下去。说好听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近一两年我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有不少进展。知识分子一词我感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从现象上我们就看到只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性、批评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个词，什么是良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准则，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觉得不能神话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以知识和伦理问题为职业的人的总称。各种不同的人对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有些人知识的追求服从于政治，有些人服从于个人的名利，左派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想作人们的救世主、先知;一部分人用那些昏话猎取名利;右派知识分子则有的是想要维护少数群体社会的利益;有的是要排除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异己。当然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目的也有交叉。
卡尔•波普在谈到德国的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时就说，这三个人简直是欧洲的灾难，他们早成了欧洲知识分子思想和道德的灾难。在这个问题上，我推崇波普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就是弄清楚问题，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什么也不知道。世上没有先知，没有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知识分子不是要告诉人们思想体系是什么，而是和人们讨论：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回答到什么程度。启蒙和弄清楚如何讨论问题，永远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如此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和道德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目的，这是我们所推崇的。而像李泽厚等人，不能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他们和知识的道德伦理的关系和波普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不一样。至于他们和知识和道德伦理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描述出来，就会清楚，他们究竟是那一类知识分子。
最近又看了两本新出的有关波普的书籍，我无论如何还是想再写一篇较为详尽的有关波普的纪念文章。
许良英2002.12.01致仲维光
至于王丹，我觉得他适宜搞政治、社会工作，而不适宜搞学术研究工作。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清楚。他的特点是：重感情，好动，缺乏理性思维，读书不求甚解，许多基本概念搞不清楚，近年来又背上一个虚名的沉重包袱，更不会对学术感兴趣。他刚到美国时说过，将来想做一个政论家，办一份报纸。这番话倒还实在。但以后他又说想当北大校长，这就忘乎所以了。他与王军涛的关系确是个大问题。他初到美国时，曾经在王军涛家，但不敢告诉我，怕我会批评他。他对人随和，尽量不得罪人，善于公关，易讨人喜欢。他读书贪多，但缺乏求知欲望，浅尝即止，缺乏刻苦思考和钻研精神。他去美国时，我希望他学习西方历史，但他避难就易选择了容易混得学位的东亚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有大改变。
仲维光2003.01.28致许良英
我还没有从王丹那里收到您的书，我会再和他联系。
仲维光2003.04.23致许良英
您的书，我已经和王丹联系过几次，还没有寄来。我会再催他。
仲维光2003.07.19致许良英
另外关于您的书，王丹还是没有寄给我。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您把我给您的信对王丹的看法，告诉了王丹，因为，我在这两个月又给他去过两次电子信，请他给我寄书，算来半年多，仍然既没有收到书，也没有他的进一步答复。当然对我来说他是否高兴我对他的看法无所谓，这些看法我就是当着他的面也会对他讲。或许不是如此，只是我的推测，无论怎么我无法解释他不给我寄书的原因。
许良英2003.09.01致仲维光
王丹最近来信，说我那本文集他会寄给你的。我与他很少通信，有事他会来电话。我没有把你对他的意见转告他。他没有及时寄书，可能他手头已没有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