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块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杀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总之不在阳光下；而红色恐怖则有在“伟大的旗子”、“大题目之下”的“实际解决”、“锻炼人罪”和“戏弄威权”，多大张旗鼓地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整肃，让斯文扫地。 我们如果把鲁迅对曹聚仁、冯雪峰、李霁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还有致徐懋庸信中说过的“假如活着会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预感、估计与假设，与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发生的“毛罗对话”的假设对照起来，平心静气地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