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将他国对华经济依赖转化成干预他国政治的工具，是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事件开始。中国通过这次初试锋芒尝到甜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为了对付金正恩的导弹威胁，韩国接受美国的协助，在国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萨德系统的部署于2016年2月7日开始磋商，到2017年3月6日落实布署，引起中国高度关注及强干预。韩国主张这项军事部署只是应付朝鲜的防御措施，中国则认为部署萨德系统会对其国土安全造成影响。

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制造业回归，需要本国有强大的基础，这基础不仅只是研究开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这次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

俄中双方之所以保持友好，政治上全因美欧拒绝俄罗斯；经济上，两国之间有石油这个因素羁绊。但这次疫情太过严重，为中俄关系带来变数。在中俄之间穿梭行走的中国人，先为俄罗斯带去疫情威胁；俄罗斯疫情严重之后，这些人急欲回国，又成为中国的境外病毒输入者。

比谭德塞更不希望非洲发生疫情的是中国，原因非常多，但既非该洲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兄弟，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人头票”与美国抗衡；也非该洲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地+投资宝地+中国宏伟的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不承认，但全球都心知肚明：非洲如果染疫且损失惨重，最后必然会将帐算到中国头上：都是你国武汉肺炎将我们陷入灭顶之灾。

在大选年这个时间节点、防疫体制是美国体制最弱的部分、党争让民主党失去政治理性这三者叠加的最弱时刻，武汉肺炎不期而至，川普总统领导下的抗疫结果，不仅决定他个人的去留，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运，还会影响全球化的命运。好在美国选民还算理性：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都是川普的错”之时，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援率达到他任期以来的最高点49%，有68%的人对川普的抗疫政策表示肯定。

最近两个月，中共通过购买大V与活跃推号/收购历年老推号/注册新推号，来占领Twitter这块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我的推号成了粉红军团重点关注之地，在我推文〈武肺疫祸为中国制造开出病危通知书〉后面有不少小粉红留言，我也藉此直接观察到小粉红对世界形势与中国...

美国管理咨询机构科尔尼4月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出“戏剧性逆转”，美国2019年国内制造业甩下了14个被追踪分析的亚洲出口商，其中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受到最重的冲击。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墨西哥是美国公司转移的主要目标地。30年前美国制造商纷纷前往中国设厂，为的是降低成本；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它们必须考虑关税风险；而武汉肺炎疫祸之后，美国制造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国外产业链组合，要具有“韧性-能预见并适应无法预料的系统性冲击的能力”。

纽约与加州必成重疫区，新泽西因为是大纽约地区，铁路沿线不少人通勤到纽约，亚洲移民几乎占总人口25%左右，因此必然也沦为疫区；再加上美国人视行动自由为个人自由的第一要义，国内党争正炽，如果有疫情，势头将会很强，但我相信美国反应过来后，最后能够扼制住。

3月上旬，正当各国政府开始限制社交聚会时，从纽约到柏林，各地酒吧和餐馆里仍挤满了饮酒作乐的人群。法国和比利时出现了违规的“封城聚会”；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大肆有学生举办“世界末日宿舍趴”。有些年轻人在推特上把武肺病毒戏称为“婴儿潮一代终结者”(Boomer Remover)。科学家们指出，检测结果表明儿童和年轻人感染和传播病毒的几率不比老年人低。流行病学家越来越担心：即使全社会都在采取隔离措施，但千禧一代有可能会拖后腿，可能会使减缓病毒蔓延速度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并将易感染人群置于高风险之下。

中国的“口罩外交”当然不止上述几国，按照中国的宣传，受援国尤其是伊朗等几乎都感激涕零地表达了谢意。在疫情危急时期，受援国基本不会质疑中国的动机，当然也很少像意大利前部长那样斥责中国。但以往世界各国接受美国援助大都心安理得，美国也不以施恩者处处拿大，这种比较带来的不舒服感应该存在，只是目前疫情如火，各国都得表示服从之态，否则就成了耿爽们要惩罚的“不友好国家”。

最后，我将以林肯总统那句名言为本文作结：“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报应正在开始，等中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之时，一切都为之已晚。

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知道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流行新冠病毒，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人预谋要在军运会期间散播新冠病毒，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事先得知，未雨绸缪。二是中方在五角大楼有隐藏得极深的高级间谍，预先将美国军人携带新冠病毒入中国境内祸害中国人民这一美国顶级机密通报中国，否则中国从何得知？

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是人权要为所有的政治需要让步，西方国家的人权在任何时候都置于优先地位，以至于战争时期敌人的人权也常困扰军队士兵。中国武汉肺炎的处置模式，西方国家既不能学，也不敢学，因此不存在抄中国作业问题，当然更不存在抄不好的问题。

旅美学者何清涟今天分析，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明面上至少获得中共4000万美元投资。她认为这种交易很无耻。世界卫生组织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但未批评中共对疫情的隐匿，反而连番对中共抗疫所采取的行动赞许连连。日前，中共当局透露将捐款世卫后，《人民日报》...

中国供应链体系深度嵌入在全球体系中，受疫情影响，跨国企业不得不启用中国以外的备选供应商，这种避险的选择将可能在疫情后常态化，改变中国在世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武汉肺炎疫情短期内不能结束，中国确实也得准备好：一、疫情高峰未过去，这种情况下强行复工，一亿多人的流动与工厂工人的群聚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第二波疫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导致更严重的困境；二、事情的发展不可逆向，在全球化净受益国的红利消失之后，如何维持发展本国经济。

国家卫健委在不停地修改疫情统计口径。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资料，从2月6日到2月11日这五天当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一共修改三次，从第四版、第五版再到第五版修正版，最后这修订版应该是特别为了解决湖北统计资料与国家卫健委资料不合而出炉的。这种修改，当然是因为总书记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对各地防控措施过严表示不满，疫情统计标准得服从政治需要，为党营造出表示疫情好转的统计资料。

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这四个关口是：1、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封锁消息。2、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但武汉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流往中国各地及全世界，终于导致疫满全国、祸延全球。3、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4、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有北京观察家指出，‘从2019年底迄今一个月以来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和治理失败，全面检验了习上台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组织以革命化为掩护所树立的忠诚体制，证明其应对‘新常态’之外公共风险的低效和僵硬，不仅导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败，也让社会和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疫情统计四天之内猛增一倍多，让人怀疑中国的疫情统计资料是个乌龙，真实情况远比资料显示的要严重。基于中国的公开资料，WHO全球传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长布里安德（Sylvie Briand）仍然坚持，最先发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肺炎虽然蔓延至20多个国家，但疫情尚未构成「大流行」（Pandemic）。各国病毒学家的估算远比中国公开资料显示的要严重，因此，很有必要指明中国疫情资料是个大乌龙。

“墨菲定律”，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简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