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张益民看见林彪把叶群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叶群嘴巧，见林彪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林彪跪下，反求林彪不要生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邓拓从受到毛泽东侮辱性的训斥以后，情绪曾一度消沉，但调到北京市委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否则他不会写出像《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那些出色的文章来。 在邓拓主政期间，谢兴尧受到与其学术地位相适应的任用。可是“文革”一来，他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入“冷宫”。因为谢兴尧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邓拓受批判后的苦闷也不便与他明讲，当他听到邓拓说不想当人民日报领导，而想去专门研究历史的话时，确实感到惊讶。 “文革”后，谢兴尧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
若干年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以文字为业者的文字都将化为时间的灰烬，但老杨的那几部书不会。相反，它们必将彪炳史册，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形伟岸，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它还从来没有把荣誉给过那些谄媚的文字、弯曲的脊梁，只有那些记录民族苦难、捍卫人类尊严的笔墨，才能获得它的垂青，传之久远。
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
笃笃笃，并不有力的敲门声只响了三次，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湖北口音的应答声：来啦。随后，房门打开，熟悉的老杨的身影出现了。我的目光急切地在老杨的脸上扫描、求证。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偶尔，老杨会在微信私聊中感叹老病的无奈，所以我太想知道，时间的毒手又在敬爱的老杨身上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