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权一旦掌控了原来的自由社会，它剥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惯常做法，就是强制的红色社会改造，思想上不顺从者，至少必须闭嘴，否则他就被从“人民”的范畴里剔除，遭到迫害。这必然引起原来的自由社会成员的恐惧，逃离便成为一个选择。当年苏联占领东德之后，便有大批东德中产阶层别离故居，移居西德；后来柏林墙建成前后，很多东德人用了各种办法继续逃离，以投奔自由。现在香港大量中产家庭弃屋移民，就是先知先觉者的不得已抉择。

如果说，有人以前对中共会不会跟随原共产党阵营的民主化潮流，多少有一点期待，那么，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其实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红色政权的国际野心和生存焦虑是相辅相成的，生存焦虑孕育着国际野心，而国际野心又制造出新的生存焦虑。苏美冷战和中美冷战就是这样点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红色大国与美国之间表面上的对抗是价值观使然；其实，双方真正的对立根源是红色大国那与生俱来的生存焦虑和国际野心。

这个疑团没有答案，这场全球抗疫斗争就多少有点“盲人骑瞎马”的意味。这个疑团始终无解，是因为中共捂住了盖子。中共的历史记录证明，它一贯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掩盖疫情，疫情“保密”的体制规则从未改变。此次疫情初起阶段，之所以武汉无防、全国无备、世界不知，是因为中共严格按照“源头”保密的制度执行，而对疫情“保密”这种制度直接造成了疫情蔓延。大规模传染病的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中共却不让公众了解疫情，只想通过“保密之下悄悄消灭疫情”来解决公共卫生事件。

新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一直根深蒂固，法共的衰落，并不代表法国人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像萨特、德理达、福柯等人都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出过力；另一个来源就是毛泽东主义，即中共的影响。这两个左派意识形态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并未受苏联阵营解体的拖累，现在仍然在文化界、知识界非常活跃，与美国的情形相似。

以国安法入人以罪，本系北京定调、港府执行。至于何人被北京盯住，港府其实无权过问。如此就必须关心一个问题，北京究竟可能把国安法扩大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港人可能未充份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的国防法修法事件。国防法之修改，似乎与香港无直接关系，但划定了香港国安法在经济层面可能扩大的范围，那就是，香港国安法未来可能扩展到与北京的“经济发展”算盘相关的任何领域。

二战后美国两次面临红色大国的军事威胁，但其中的层面十分复杂，很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红色大国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始自1948年的柏林危机，即苏联突然封锁盟军控制的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陆路运输，导致西柏林驻军和居民生存困难，美军用大规模空运瓦解了这次封锁。世界现代史一般都认为，这次危机是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开始。苏联解体后这种威胁消失了几十年，如今中共又开始军事威胁美国。

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使用了“气候变化”这个词，在他的任上“气候变化”论“粉墨登场”，如今已“红”遍全球。诡谲的是，居然没人问一声，既然“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那么，用“气候变化”论来代替“全球暖化”论，继续推行按照“全球暖化”论制定的气候政策，说的好听一些，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为已破产的“全球暖化”假说重新背书。

“全球暖化”假说已经悄悄地从各国气候政策的文件、口号、宣传中消失了。“全球暖化”这个假说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它的消失意味着什么？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是一个单纯处理调查数据的业务部门；它也是一个配合经济宣传的“喉舌”部门，它产生的统计数据必须为当局的政治需要服务。而宣传当局的统治成效，需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若找不到客观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降，一种政治上“不适当”的经济增长率，高层是不会接受的，包括发明“克强指数”的李克强在内，中南海里办公的“头头”们谁也不会中止统计局“玩”的这些“猫腻”。于是中国经济就通常“增长”得很快了。

香港现在与1950年的上海相似。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一转眼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与此同时，英治下的香港迅速崛起，替代了上海的经济金融地位，到中国改革开放时俨然成为大陆人心中的现代国际都市，整个中国对外经商、引进外资，全靠香港架桥铺路。

一直以来，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最高境界。其实，经济全球化落入“中国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没有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经济体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政治经济上的不良后果早晚会出现。西方各国企业界硬要把老虎当成猫，把狼当成羊，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提供全球产业链，其实是把自己国家命运的绞索往 中共当局手中送。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共改行资本主义，表面上互不相干，但其中的内在牵连却值得梳理。中国庞大的国营企业系统从九七年起短短几年内多半私有化，这些企业绝大部分不曾落入港商、台商或外商之手，中共干部月薪不过数百元，何能投资买下十来万家大小国企？其奥秘在于，中共默许数百万国企和地方政府干部压低企业资产价值，解雇上千万员工，让这些干部用企业公款为他们私人收购自己管控的企业，于是一夜之间产生了一大批共产党资本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中在经济领域的力量消长。中国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这种局面在川普上台之后开始逆转。川普对中国的一系列关税导致产业链的外移，也让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坍塌。而在疫情等意外事件的冲击之下，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弊端也开始显露。那么这期节目继续请程晓农博士，为我们做深入解析。

去年12月，美国海军完成了一个关于海上多军种协同防卫的专门报告，题目是《海上优势：全面整合海上力量以取胜（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这个报告讨论的是，把美军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这三个军种的力量整合起来，维持美国对中国的海上优势。其中海军以舰队和潜艇为主；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冲绳，将以美利坚号中型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运送，形成流动的海基打击力量；海岸警卫队则负责一系列海上巡逻和保障任务。

3月3日Politico网站报导，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 Davidson）要求国防部长向国会施压，2022年为其批准50亿美元的预算，用以购买“震慑”中国的武器和导弹。戴维森的请求在美军高层中获得了响应，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选区的民主党议员Adam Smith却表示，他反对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认为美军没必要那么做。其动机究竟为何，值得关注。

从中共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态度可以看出，它既然可以藐视国际海洋法，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为军用，也可以公然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踩在脚下，堂而皇之地盗窃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那么，中共对港的一国两制承诺更是可能随时推翻，唯一的盘算就是得失计较。

中国所期待的，就是美国能重新向中国的技术间谍们开放保险箱和数据库，向中国的倾销商品打开海关大门，向中国的盗版产品敞开货架，再让华尔街把大笔资金奉上；至于其他问题，诸如对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以及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和对香港“取消一国两制”等，都是它自称的“核心利益”，中国寸步不让。一句话，只想占便宜，还要让对方难受。

国际法庭认为，就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曾对南海水域的资源有历史性权利，但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就否定了中国的南海主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内海区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