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事改变了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学者杨奎松认为：说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发动西安事变，这未免太牵强。当时回东北已是无望，张是想联合红军和西北军组建“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抗日联合政府”，这样可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进而在西北实现割据。

大陆官方一贯“教育”中国人，1949年前的中国是黑暗的“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在中共“逼蒋介石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才被迫抗日，“共产党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抗日的先锋。”然而，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写的事实。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里，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取得的成就，永载史册，光照后人。

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西安事变前，知识界就对老蒋不满。五年时间，你他妈都干了些什么，东北丢了，华北危急，不行滚一边，让中共上。老蒋本想反驳，他们勾结苏俄，是真正的卖国贼。但是，看到结拜兄弟都通共，长叹一声，好吧，抗日不剿共。一切都是刚刚开始。20多年后，知识分子的白骨堆满了夹边沟。

“别的不说，就单说民国25年，他们已被重重围住，基本上要全军覆没的时候，利用西安事变搞了什么改编，就口口声声说要跟委员长一起去抗日，他们说话算话了吗，没有啊，暗地里扩军占地，不打鬼子，专打国军，净干些个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他们要用你的时候，对你甜言蜜语，笑脸相迎，用完了以后又一脚把你踹开，还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共产党啊，老子不信。”

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曾经对张学良说过，早就跟你说过中共比日本威胁更大，也早就跟你说过他们不仅要夺得国家政权更要在中国搞一场共产主义试验，必须首先消灭掉。你当时不听我的，搞了西安事变，逼着我联共抗日。现在我按照你说的做了，我也不杀你，让你看着，到底是你说得对，还是我说的对。

蒋介石痛斥张学良：“他们（共产党）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拼命，到头来还不是共产党统治的工具？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

蒋介石利用红军“长征”的一年多时间内，收编和半收编军阀部队至少超过90万之众，收复和半收复中国西南，西北共十三个省份。可以说，这是一个代价极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别体现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的高超军事和政治手段。如果蒋介石在七七卢沟桥之前没有收复这些省份，那么日军攻陷南京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办法了。蒋介石的整个“长征”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那么红军必遭歼灭。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在北洋军阀时期，张作霖是中国东北王，张作霖原本就是一个土匪，但后来他加入袁世凯的麾下，成为了北洋军阀重要的将领，在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自立为王，成立奉系军阀的首脑。 当时张作霖在东北有非常大的权力，而日本人也希望能够和张...

蒋介石认为中国要想获胜，就只有发挥中国地大人多的最大优势，利用持久战拖垮日军和日本才是最实际的。这个战略是很伟大的，但具体实施起来，却仍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每一层的防御要尽量争取时间，要尽量拖住敌人，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同时还要尽量消灭敌人，消灭的越多对我们越有利。第二，就是要尽一切力量保存自己，因为这是持久抗战，消灭敌人很重要，但保存自己更重要。

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先父在新疆抛光原子弹外壳时，下地道去爆心做测试，每次都拿盖格计数器，穿防辐射服。边上也有一群人骂：“臭老九，就他妈矫情！哪有那么多放射线？我怎么看不见？”然后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裸身进去了。先父说这些人大多很早就死了，死得非常痛苦。

西安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结出的恶果。张学良1931年下令不抵抗日军入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长期被人们所忽视：1929年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遭苏俄痛击，产生心理阴影，畏洋人如虎，一心只想保存实力。 国人不明真相，把千古罪人张学良当英雄，可悲到了极点。

张学良回忆：“他们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一万多人，且兵疲马惫，消灭他们易如反掌，而我鬼迷心窍，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他们不念旧情杀了我四弟，蒋公软禁了我，却阴错阳差保护了我，使我活到90多岁，如果当年我留在他们那，我早就没命了。”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在日记中，蒋介石制定了长期细致的抗日规划。其中包括修订陆军法典，购进先进武器，扩充陆军空军，建立兵工厂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扣押蒋介石期间，张学良偷看了蒋介石的随身日记后，便深觉羞愧汗颜。据说，正是看...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张学良回忆：“他们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一万多人，且兵疲马惫，消灭他们易如反掌，而我鬼迷心窍，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他们不念旧情杀了我四弟，蒋公软禁了我，却阴错阳差保护了我，使我活到90多岁，如果当年我留在他们那，我早就没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