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块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杀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总之不在阳光下；而红色恐怖则有在“伟大的旗子”、“大题目之下”的“实际解决”、“锻炼人罪”和“戏弄威权”，多大张旗鼓地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整肃，让斯文扫地。 我们如果把鲁迅对曹聚仁、冯雪峰、李霁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还有致徐懋庸信中说过的“假如活着会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预感、估计与假设，与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发生的“毛罗对话”的假设对照起来，平心静气地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彭春辞去了外交官职务。不难发现，张彭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和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陈立夫不仅忠孝两全，而且夫妇和顺，虽然他与妻子是包办婚姻。13岁时，家里就给他和同龄的孙禄卿（1900～1992）订了婚。他大学毕业出国前夕才在亲友的陪同下与未婚妻正式见面。27岁时他们结婚，白头偕老。80岁时，夫妇在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书画展。90岁时，他表示，“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因为他遵从，“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夫妇和顺对下一代影响不小，所以，1994年出版的自传中他表示达成了祖父“五世其昌”的心愿。

1929年至1930年间，上海文坛上的鲁迅与梁实秋就翻译问题曾发生过一次互不相让的争执。争执的双方都有丰富的翻译实践，但他们各自的翻译观却大相径庭。因此，1929年秋，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与批评》一书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

大众印象里的鲁迅先生，总是穿着一身中式长袍，留着八字胡，脸庞清瘦、眼神犀利的形象。他勤奋耐劳、孜孜不倦地工作，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昼夜地投入到写作和研究中。可是你大概想不到，这样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坛斗士，原来也是一位懂美食、爱生活的普通人。其实，透过鲁迅的作品，我们也能感受到...

林语堂曾说：他（胡适）是学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恶毒批评和攻诈，几乎比任何人都多，但是这些谩骂叫嚣丝毫不影响或改变胡适对发展科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在20世纪民国一众学人中，胡适先生与其他学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的思想多元和容忍不同异见。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即使到了晚年，胡...

周令飞为爱退!党!，惊世骇俗，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时周海婴的顶头上司——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是叛逆，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并向他宣布了三条纪律：(1)最近一个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2)要表示已经跟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3)暂不出国。

梁实秋还看穿，共产党反对民主。他写到：“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张春桥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滑过了柏油路：像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大家刚扔下破席棚，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和又要鼓肚的妻。也有昨夜的温存，也有模糊的悲痛。还有年青的伙计们：“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接着就是一阵评论：哪个女工漂亮，哪个才结了婚。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其遗孀许广平做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BoraBoraBaye：中国倒卖尸体案细节逐渐浮出。原来尸体是直接在火化场内剔除尸肉，取骨卖给医疗机构。那么问题来了。操作间是冷库吗？操作时尸体还流血吗？是好多人一起流水线型操作？大家有画面感了吗？请问具体操作的人眼睛是不是红色？有没有獠牙？头顶长角吗？身体是不是也散发着尸臭？他们怕吗？是人吗？多少钱会让人这样鬼都不如。还有，查过后就不会再发生了吗？有钱人以后要不要把遗体运去外国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