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变成大多数人眼中的疯狂先知，并且一个个老去，一个个凋零，所有记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为了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而是单单因为这个记忆本身就是道德的

（本文发于2009年6月5日）

我写六四，而且重复地写，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也不会有出人意表的观点。这也许显得有些无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几乎一模一样的程式、口号与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们就像患上了偏执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烦厌；他们不只讨厌我们所说的内容，也讨厌我们说话的方式与态度。他们批评我们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场历史的谜团里头；而那个谜团实在有太多的解读可能，我们怎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难道我们毫不自觉，这种义正词严的腔调很让人厌恶吗？

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

《圣经》里的先知其实不该被译成先知，因为先知预言未来的时候少，谈起过去的时候多，与其说是先知，倒不如说他们是守护记忆的人。总是在以色列人乐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埃及的，你们也忘了上主当初和我们订下的契约。这些话老是来得不合时宜，乃至于很多人觉得先知其实是种疯子，最好把他们放逐出去，不要再让他们扰乱自己的寻常日子。更何况他们凭什么教训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是谁？他们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说过的﹕“我把我的话放进他的口中，他要向他们宣讲我的训令”。

我们当然不是先知。在这个时代里头有谁会想当先知呢？任何自以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耻可笑的自大狂。我们不想做先知，我们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传说中的先知形象，因为我们的确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不应该用真枪实弹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有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却认为这个道理并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错的。既然如此，你们就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吧。

谁掌握话语权谁拥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报》访问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内地尖子”，他说﹕“以个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上无足轻重，历史上太多类似事情。天天拿来说，只是发生时间比较靠近我们而已”。记者再问他六四到底是场屠杀，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正确行动。他的答案竟是两者皆对，他认为双方都同样有理同样正确，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罢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应防止道德绑架……老一辈或经历过事件的人或许强烈希望我们了解事件真相，但并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样的评价。年轻一辈只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不能强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应”。

这是近年愈来愈流行的一种论调，它不否定我们相信的那条简单道理，它只是不认为那是唯一正确的道理，它认为任何立场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场相对化。我们香港人对这种说理方法绝不陌生，因为它就是许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观”。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所以用不着取舍判断，反正那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这种港式的犬儒主义与内地流行的“唯策略论”不尽相同，但又很有亲和关系。所谓“唯策略论”，其表表者可见于毛泽东那些影响深远的文稿。我当年读“毛选”，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总在谈敌我斗争的策略，却永远说不清敌人到底是谁。“敌人”的定义不断浮动游移，因时地而变；今天是敌，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敌人。台湾评论家杨照在台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里说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于不谈对错只论胜败；胜者自然是对的，失败者则必然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能输，因为输了斗争也就得输掉是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