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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日本时代萌芽的台湾民族主义，为什么失败了？

虽然台湾终于出现了“台湾人”意识，但是这种意识还相当朴素，可以说是反射出来的一种对抗性意识。民族主义的成立固然经常需要一个他者，但是如果集团内部无法充实各种认同的质素，就会相当脆弱。

若要回顾台湾国家认同的历史，必须先厘清词汇的确切涵义。“国家认同”一词所说的“国家”，可以有nation与state两种意义。因此，显然必须同时处理这两个意义的国家。

清代有“国家”（state）吗？

就晚近的研究结果来说，即使是在西欧，nation也是近代（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俯拾即是。在中国，nation-building（建国／民族建构）则是二十世纪初才启动的大工程，此过程可以参考沈松侨的文章。既然如此，那么在二十世纪前夕就被清帝国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就无从在二十世纪初参与中国所启动的nation-building大工程了。也就是说，台湾如果有所谓的nation-building的历程，也必须在与中国不同的脉络中来观察。而这个不同的脉络，显然就是日本的殖民统治。

与nation的情况一样，在台湾的state也一直要到日本殖民时代才出现。清帝国虽然在一六八三年便将台湾“纳入版图”，但是清帝国的性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state）”。它虽然也扮演了一些维持治安、仲裁纠纷的功能，而且要求人民服役、税，但并不积极；更重要的是，它所管辖的人民并没有确实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应该就是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

清帝国未充分发挥国家的功能，或许不能视为怠惰，而毋宁是其基于统治成本考量所做的选择。国家试图介入社会、掌握原本由社会自行运作的机制时，往往会引起抵抗，而当统治技术不足以克服社会的抵抗时，统治者采取消极态度，毋宁是更贤明的作法。因此，在清代，台湾社会与政府彼此之间“两相遗忘”应该是可以想像的。

由于官府无法充分提供维持治安、仲裁纠纷等功能，这些社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便只好仰赖宗族、结社，或武装化的土豪，和受到官府认可的绅士来处理。台湾因为是清帝国的边疆移垦社会，宗族、绅士并不发达，因此土豪与结社更形重要。

“国家”（state）的出现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致力于建立近代国家，因此一八九五年领有台湾之后在台湾成立的台湾总督府，实际上是个仿照日本内地近代政府的形式所建构的殖民地政府。这个殖民政府首先在台湾全面的武力绥靖，解除了台湾社会的武装，长期以来以土豪、士绅为主要社会安定力量的情况，一改为由日本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关、警察机关所掌控的行政区。殖民政府不但有效地掌控了平原地带，而且到了一九二○年代之后更几乎全面征服了一直自外于外来政治势力的山地。

台湾总督府就这样以在台北的政府总部为中心，另外按阶层设立各级地方政府，将行政权力贯澈到全岛各地。除了行政机关之外，更配合绵密的警察网和学校，将台湾的地方末端都纳入其有效的统治之内。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台湾史上最大的意义，可以说是在台湾建立了政府（state-building）。台湾首次出现了可以积极运作的政府。

作为一个近代政府，台湾总督府不但排除了原来台湾社会的割据性武装暴力与仲裁职能、垄断了台湾社会的合法性暴力，也有效地发挥了对个人与社会的强制力，与调节社会资源的功能。对于台湾的人民来说，这是首次如此具体地感知到政府的存在。

“汉民族”与“台湾人”

虽然清代台湾的住民，并不充分地感知到政府的存在，但是一八九五年被割让给日本这样的大事件及西部地区几乎全部被卷入“走番仔反”的动荡，却使台湾的住民具体地认识到被“遗弃”或“改朝换代”。台湾住民经历了一场共同的历史经验，并有机会思考这个历史经验之意义。

接着到来的日本殖民者，不但带来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挥之不去的“政府”，而且是存在差别待遇、强制权力的殖民体制，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反照出“我是谁”的他者（日本人）。到底，相对于统治者日本人的“我们”是“谁”？

当然，台湾住民之一体化，除了作为他者（日本人）的反照之外，还是来自近代政府（台湾总督府）各种统治措施与教育的成果，和经济、产业的近代化的结果。广域交通网的建立、交流的频繁、全岛性的制度统一，这些都有助于台湾住民形成一个“集（合名）称”，并自认归属于它。

从日本殖民者的分类来说，被殖民的台湾住民在行政上分成“本岛人”与“蕃人”。另外，如果纯粹以国籍法或户籍法的概念来称呼，则台湾住民称为“台湾籍民”。类似日本殖民者的分类方式，台湾住民自己也使用“台湾人”与“蕃人”这样的集称来称呼自己。

必须特别指出，这些集称的指涉范畴是：“本岛人”＝“台湾人”＝“（在台湾的）汉民族”。“蕃人”＝“番仔”。不论是日本殖民者也好，在台湾的非南岛语系原住民（即所谓的汉人）也好，这样的集称使用方式，体现了行政的区隔与种族主义偏见。尤其是“汉民族”这个集称，显然是文人（具有相当血统主义偏见的识字阶级）才使用的，一般的庶民阶级应该无从了解“汉民族”为何解。“汉民族“这样的集称，是以血统为区别原理，同时有意识地将自己区隔于“日本人”＝“大和（yamato），和“蕃人”＝“高砂（takasago）”＝“番仔”，并且潜在著与“（在中国的）汉民族”连带的意蕴。“台湾人”这样的集称，则素朴地用于区隔自己与统治者日本人，但也不经意地以血统主义排除了原住民，甚至没有特别为像“客家人”这种语言集团留下空间。但是因为“台湾人”这样的集称是建立在地理框限和被统治的共同处境之上，因此也具有将原住民含括进来的发展可能。

连雅堂的台湾文化论

一八九五年的割让与“走番仔反”，对于台湾的住民有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让一些台湾的识字阶层，将其义愤与挫折笔诸于书。这可以算是台湾识字阶层关于台湾境遇的首次历史书写。其中，以连雅堂最为重要。

连雅堂在十八岁时遭逢台湾割让大变局，他的功名之梦为之破灭，以后一方面委身日本人所办的报纸担任编辑，一方面伺机游历中国寻找机会。一九一八年出版《台湾通史》以后又陆续撰作《台湾诗乘》、《台湾语典》。这三部著作，分别整理了台湾的历史、文学、语言，可以说是“台湾民族主义”萌芽期的重要文献。

连雅堂以台湾为单位，整理台湾的历史、文学、语言，使台湾具有文化内容，鼓舞了台湾的文化自尊心，因此他也成为二十世纪前期台湾的代表性文人。但是连雅堂所编织的台湾文化内容却包含弱点。他采取了在当时已经显得落伍的表现形式（包括文字与体裁），而且将台湾的文化精神建立在基于血统主义的“汉民族”意识基础上，因此也预示了他最后将离去台湾远走中国的终局。如果与东亚的几个地区比较，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梁启超以进行史学革命的方式建立中国近代的民族史学（national history）；韩国的申采浩流亡中国，坚持以韩文建立韩国之国家历史学，连雅堂却还停留在中国旧史学的框架中，何况还依违于各种政治势力（日本总督府、台湾文化协会、中国政府）之间。因此，连雅堂虽然为台湾找出了“民族文化”，却与被称为“琉球学之父”的伊波普猷类似，两人提出的民族文化，最后都会推演出血统主义的“同祖论”：伊波认为琉球民族和日本民族同出一系，连雅堂当然也认为台湾和中国同属“汉民族”。

连雅堂的努力与作为，固然有上述的弱点，但是最为可惜的还是：类似连雅堂这种勉强可以称为民族主义的文化努力，只是他个人独自的事业。终日本统治的五十年间，可以称得上是台湾之历史家的本地人，或许只有一个连雅堂和半个杨云萍吧。所以台湾文化的诠释，反而是由日本殖民政府（包括其设计的教育）所进行的，或许《民俗台湾》这种难掩殖民主义色彩的刊物，影响力都还来得大一些吧。

殖民者定义的“台湾性”

相对于连雅堂这种本地人的台湾文化论，殖民者透过与自己的比对，反而很清楚地替台湾找到了“特色”。

以风土论为基础─亦即认定世界各地人民都基于各自有别的自然风土，形成各种不同的生活与文化，殖民者发现、定义了各种台湾“特色”。众所周知地，台湾西洋画的出现，是由石川钦一郎主导。石川钦一郎先后任教于台北中学校、总督府国语学校和师范学校，这样的殖民地教育者，教育台湾人应该以写生的方式将台湾的山川、风景画出来，而且透过与日本的对比，强调气候温暖、色彩丰富、鲜艳是台湾的“地方特色”。从日本的他者之眼来看，原住民是台湾的特色；“热带”是台湾的特色（因为日本是“温带”或“寒带”）；色彩缤纷的庙宇是台湾的特色（因为日本的寺庙几乎不着色）、甚至水牛是台湾的特色（因为日本有马无牛）、椰子树是台湾的特色（因为日本没有椰子树）。台湾的凤梨、香蕉、甘蔗是台湾的“特产”。西川满、立石铁臣这些在台湾的日本人文学家、画家，或者是由日本人与台湾人合作的《民俗台湾》，都为我们发现、定义了台湾。

殖民者的他者之眼所发现、定义的“台湾”，透过教育与媒体，不但普及于一般日本人之间，而且被台湾人接受，甚至不断深化、再生产，成为自己的认同标志。例如，台北帝国大学，日本人视之为帝国在南方热带的大学，因此特别设计了植有南洋椰子树的大道（椰林大道），如今已经是台湾大学的标志。这些殖民者所发现、定义的“台湾特色”，几乎都已经成为台湾的文化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殖民者可以说是为台湾的“民族主义”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蒋渭水的政治论

作为向殖民政府当局的抗议，台湾在一九二○年代以后出现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民众党”和“地方自治联盟”。

“台湾文化协会”最初是以一个文化启蒙团体的形式登场的，目的是在台湾鼓吹近代西洋的理性、科学、个人主义、法治等观念，因此日本殖民者一开始并没有采取敌视的对应态度。但当这个团体逐渐碰触到政治议题时，日本殖民政府便加以监视了。以后，“台湾文化协会”逐渐发展成主要任务为鼓吹劳动阶级运动的团体。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以请愿的方式，每年向日本帝国议会递送请愿书，要求在台湾设立殖民地议会的运动。日本的另一个殖民地朝鲜，也存在这种要求殖民地参政权的请愿运动，但是战后韩国的历史学界将这种运动视为亲日运动，因为这种向帝国议会发动请愿的运动，不论其立论根据或者行动方式都相当的温和稳健，基本上承认日本统治的合法性，是在日本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进行的循法斗争。甚至，这种循法斗争的请愿对象还是帝国议会而不是日本的行政当局。

相较之下，以蒋渭水为主要领导人的“台湾民众党”就比较激进了。民众党是日本殖民政府承认的政治结社，它可以进行政治宣传、发表政治主张。但是由于当时台湾没有选举，因此即使民众党是政治结社，也无法透过政治活动拥有民意代表，甚至掌握执政权利。民众党的政治主张是要求台湾自治。这种主张虽然在当时的台湾是最激进的诉求（台湾共产党主张台湾独立，但属于非法的地下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来看，却不是什么新鲜事。英国早在一九世纪末年以来便让加拿大、澳大利亚自治了。日本的殖民学者，如京都大学的山本美越乃、明治大学的泉哲、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也都主张殖民地的统治应该采取自治主义。

台湾共产党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不但提出“台湾民族”的概念，而且主张台湾独立，但是其“台湾民族”的概念与台湾独立的主张，显然是根据当时共产党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的全球性纲领而来，很难说具有台湾本地的实质社会基础。而且，因为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又成立于境外的上海，成员有限，其力量相当微弱。

一九三○年代以林献堂、杨肇嘉等人为主所成立的“地方自治联盟”，则比民众党更是退缩，只有要求地方自治的单一目的。放弃台湾规模的政治诉求，退缩成诉求台湾内部地方政府层级的自治，这本身就已经难以称得上是具有台湾民族主义意义的团体了。

被法西斯国家所吞噬的台湾“民族主义”

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到虽然台湾终于出现了“台湾人”意识，有了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这种“台湾人”意识还相当朴素，可以说是建立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上所反射出来的一种对抗性集体意识。固然，民族主义的成立经常需要一个足以作为对抗所参照的他者，但是如果在集团的内部无法充实各种认同的质素，就会相当脆弱。

当时“台湾人”意识这种集团认同的内部质素，相当依赖以基于血统主义的“汉民族”来表达文化内容和族群认同。但是当时作为“汉民族”之“祖国”的中国，国内纷争不断、国力不振，即使是被当成是“汉民族”的文化内容，也正受到西方近代各种价值观念之挑战。所以，在“汉民族”的基础上形成nation的可能性相当低。

相较之下，以台湾总督府为代表的state却发挥了强大的力量，即使上述一九二○年代的所谓“抗日运动”，其实也已经承认日本殖民政府的合法性。尤其在一九三○年代以后，殖民政府更透过由上而下的社会教化运动、部落振兴运动〔“部落”为日文用字，单纯指聚落，无特指原住民之意。此运动由政府动员村落人力，成立国语讲习会与青年团等团体，以实施教化，同时侧重经济层面的建设〕，积极在台湾塑造“国家公民”。到了一九四○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殖民政府更加强调效率，强调对政府忠诚、强化战争动员，于是日本国家主义政府终于吞噬了台湾刚萌芽而尚未茁壮的“民族主义”。

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章〈台湾史的成立及其课题〉的补充。在第一章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讲述形成台湾人意识的社会基础，但对于台湾人意识的本身，却限于篇幅而没有机会较为详细的介绍。因此，趁著台湾国际研究学会举办“国家认同之文化论述”研讨会邀稿之际，我将日本时代所谓的“台湾意识萌芽”做了疏理。这篇文章中，我肯定日本时代在台湾史上具有state-building的意义，但却是个外来的殖民政府（colonial state），因此在对抗日本殖民体制的情境下萌生了台湾民族主义。我也特别指出，这时候的台湾民族主义属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以前的旧式民族主义。它虽然是反对外来殖民者（日本）的武器，却同时又被局限在血统主义（汉人）里面，因此不但无法包纳“非汉人”的原住民族，而且在战后很简单地就被以“战胜国”之姿、号称也是“（汉人）血统之祖国”的中国所收编了，这就使得当二次大战后原殖民地“纷纷独立”时，台湾却被“光复”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失败的经验”。

这篇文章收录在施正锋主编，《国家认同之文化论述》（台北市：台湾国际研究学会，二○○六年十一月）。

作者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东京大学博士课程修了退学。曾任台大历史学系教授、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国史馆馆长、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台湾史、日本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