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兄弟姊妹中，我并不突岀，故母视给我的关注亦不太多，要我回想个中深刻的事情，实在不易，但我仍记得一桩。一九四一年，母亲带着我们七兄弟姊妹回故乡赤坎避难后，未几便病倒，那段日子，她总爱唤我替她捶背。有次，她赞我乖巧，还说病愈后给我钱买零食，这句话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于今未忘。母亲翌年便过世，后来父亲讨了继母回家，家庭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发生很大变化，忆念亡母之情益深。

父亲对我的影响明显较大，性格亦有几分像他。父亲只念过两年私塾，及后凭努力自学，写得手好文章，我看过他为家姐日记写的序言，文字流畅，感情真挚。他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即使环境如何困难，也尽力供我们读书，故战乱期间，我们兄弟姊妹未尝停学。父亲对明哥和阿强寄予厚望，盼能好好栽培两人成材，虽然我的成绩不及他俩，但父亲仍让我继续学业。

抗战胜利回港后，当时很多学校仍未复校，明哥只好暂时停学。那年头，美国华侨可申请自己的儿子赴美，坊间即生起以“假父子”买关系、让孩儿赴美发展以“断穷根”的想法；在明哥休学那年，父亲亦想仿效。他给明哥找了一位陈姓金山伯、按当时市价、小孩每岁得付一百元正。以明哥当时的年纪、要付的金额当然不是小数目，明哥跟金山伯拍了一张“假父子”相，申请赴美手续办妥，准备起行之际却突然峰回路转，明哥决定留港升学，那张照片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后，明哥获拔萃男书院录取，毕业后则选择入读师范。

父亲在家族里、威望很高，对弟兄姊妹非常关顾。祖父年轻时撇下无依无靠的妻儿、去了墨西昌后杳无音讯，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因排华才忽然归来。父亲一直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协助弟妹成长、就业，大家对他都十分敬佩。

父亲少年踏足社会，认识朋友也很多、有新闻记者、作家、编剧家等等，甚至跟一些江湖人物亦有交情。抗日胜利后，父亲和明哥返港、做过生意。有亲戚送了一艘船给父亲做货运，据闻他在弥敦道间一间酒店内开了一间小店，接待黑白二道人士，走私货物回内地。当时，战后内地物资短缺，百物腾贵，父亲疏通联络了俗称“避风塘”和管仓的江湖人物，走私火水及电油等物资。听明哥说，他们对这宗生意甚为着紧，特意走到弥敦道的天台，看那艘船驶去澳门的航道、第一次十分顺利。但有一次、船只中途抛锚，更着火焚烧，结果血本无归。

到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呼吁全球抵制中国，许多国家跟随对中国实施禁运，内地唯有依靠香港作粮仓。父亲又乘着时势，打算将新界的猪只运到内地图利。父亲没有本钱，只有人脉关系，结果找到商人打本，但买卖后，父亲只分得很少佣金，反复思量不值得冒险走钢线，决定不再走偏门。

九岁那年，我读小四，那时父亲已在牛奶公司打工，早出晩归，很少带我们三兄弟出街玩。后来，他失业了，因而有空，带我们三兄弟去宋王台旅行，还拍照留念。当天父亲逐一向我们问询志愿，明哥抢着说、要做科学家，父亲莞尔一笑，连声说好。何强亦不示弱，说要做将军，父亲对他说，打仗时枪林弹雨挺危险的，但阿强表示不怕，爸爸点点头称赞他有志向。最后轮到我，只沉默无言，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当科学家或将军，在兄弟姊妹和同学当中，我自知能力平平，不想夸下海口。父亲见我久久说不岀话来，轻轻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似是对我的无言感到失望，此情此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虽然我为当年令父亲失望而深感内疚，但仍觉得不说谎话是对的。那天，摄影小贩为我们四父子拍了一张照片，明哥一直保留着，我后来也复制了一张。现在，我还能从那相片看见当时父亲对我失望的表情。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突岀成就，即使今时今日，都不过尽一己能力做可做的事，我不知道父亲在天之灵有什么感觉。但我最近收到一封用毛笔书写的信，我不认识写信人，信函大意是，他是我的同乡，在维多利亚公园跟我有一面之缘并倾谈过，他认为在开平的侨乡中，同乡对我的认识，比司徒美堂还要多。年长一辈都知道，司徒美堂是美国的侨领，后来回国，在北京当过高官。我觉得认不认识抑或是否出名、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向自己负责，只要问心无愧、根本毋须计较别人的评价。

我们兄弟姊妹、虽然未必都投缘，但深厚的感情却是抹不掉的；我对他们就像父亲对他的兄弟姊妹一样，责任感深重。

一九五二年，父亲在宝血医院去世。临终前，神父为他领洗，问他有什么遗言。他只留下一句话：“捱了一世，一个钱没剰下，还有什么好说？”的确，他当时没留下余钱，遗下的只有继母及我们十兄弟姊妹，年纪最小的只有一岁。我们就在医院的殓房草草举行送殡仪式，殓葬费用全赖二叔慨助。每每想起父亲的遗言，我都感触落泪。这几句话，等同是对当时不平等社会的一个控诉。他试过做生意失败，又安份地打了一世工，可是无论你怎么勤力，或者具有聪明才智、到头来仍无法改善生活，家人也不会受惠。这特别使我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激励我将来参与社会事务。过去，我跟继母的关系一向不佳，曾吵过几次、好几年互不理睬、直至父亲逝世那一刻，我认为家人要团结起来，于是决意修补这段关系，喊了她一声“阿婶”，从此冰释前嫌。

父亲过身时、家姐已远嫁美国，明哥找到了工作，未几也成了家，阿强则在新华社工作并入住宿舍，而我几近毕业，数个月后亦觅得教席。那时，我跟继母、二妹婵女、三妹娟女、五弟卫干、六弟卫镛、七弟卫欣和幺妹秀芬同住，一家八口就由我负责供养，兄弟姊妹读书的书簿学费，亦由我一力承担，故此，我在家中就像父亲吗样，很有威严。我尽一己责任，亦以父亲为榜样，当时年纪最小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由我遂一拖着带他们上学，当监护人的。其中卫镛和卫欣，都是就读我任教的红磡街坊公立学校，每天清晨，我都牵着两个弟弟的手、一同返回学校的。

我初执教鞭，月薪三百八十元，毎月交三百元给继母做家用，再为弟妹交学费，自己实际用的只有二、三十元。即使生活多艰苦，我对弟妹一视同仁，亦坚持让三个妹妹完成学业，让她们能凭着知识在社会上立足。我从不干涉弟妹的工作，给他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政治上，更加不会勉强他们，我认为大家都要有独立思想、各自发挥能力。

我自少克勤克俭，生活淡泊，不求富贵。保姆兰姐去世后，婵女照顾我起居饮食，她四十多岁才学做饭，每餐都蒸咸蛋，购外卖，不是叉烧，就是烧排骨，大家吃得不是味儿，我却甘之如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吃的要求不高，而且吃得很快，这是儿时养成的习惯。当时一家十多口，还有表兄弟，每逢开饭就像开战，吃慢一点便无菜下箸，大家都竞相速战速决。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艰苦，却是十分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