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台湾出身的学者哈佛大学社会学系雷雅雯教授分析中国科技业发展的著作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中译：镀金的鸟笼—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主义）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则于去年年底由台大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随即再刷，成为书市最受瞩目的新书之一。

镀金时代（Gilded Age）原本是用以描述十九世纪后半美国政经发展的概念，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产业高速发展财富快速累积，另一方面就政治社会面而言则是政治高度腐败同时贫富极端不均，雷教授结合这个概念以及陈云在改革开放指称所指称的“鸟笼经济”，来指涉中国过去十年来，一方面网络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创造了巨量财富与巨型企业，但在此同时仍然维系着国家主导掌控，以及社会高度不均的状态。

这本书一出版随即席卷美国社会学会诸多出版奖项，成为年度最受瞩目的著作，甚至《纽约时报》等重要报纸书评版罕见地讨论学术著作，显见也受到美国大众一定的瞩目。笔者虽非中国研究专业，但由于对发展国家与产业政策略有涉猎，在今年台北国际书展中这本书的论坛中受吴介民教授邀请与谈，透过这个机会汇整笔者对这本巨著的一些看法。

本书的知识贡献

就一个社会学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非常完整的对中国网络科技业的社会面向分析。大约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类似于台日韩的路径，利用低人权保障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引入外资加工贸易再逐步沿产业链往上发展，这个路径在吴介民教授的《寻租中国》一书中有非常完整的探讨。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的发展途径产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以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型网络企业兴起，促成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雷教授这本著作即是针对后面这个发展路径的社会效应的完整研究。

在概念上，作者重访了Daniel Bell（是提出后工业社会的那位，而不是后来替中国威权统治擦脂抹粉的那位）对技术控制的讨论，带出中国社会以及政治部门对科技兴国概念的执著。相对于欧美由下而上所产生的后工业化趋势，中国则是以上而下的方式透过官方力量加速甚至推动后工业化的发展。

就地方而言，雷教授追索了广东地区从2000年代在“腾笼换鸟”政策下由国家强力带动甚至近乎暴力的产业升级策略，以高度压缩的方式驱赶原先促成广东高速发展的传统加工贸易而引入科技产业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个政策下的不同行动者的处境。

就全国性的体制而言，雷教授相当精彩地分析了中国在网络科技产业上所产生由国家扶植、整合私部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也就是国家如何扶植这些网络巨头，以及在2020年这些巨头又如何踩到红线而受到整肃。

在具体官僚行动上，雷教授深入呈现了中国如何透过极其复杂的KPI考核官僚使其推动腾笼换鸟政策，以“运动性治理”的方式要求甚至逼迫厂商进行未必有实效的升级。另一方面在支撑高压体制的除了公权力，也包括社会对新体制的高度共识。这个共识反映不仅在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高工时但享受相对高报酬的资讯业工程师身上看到，也可以在体制的受害者，也就是在遭到腾笼换鸟政策排除的传统产业厂商上可以看到。

整体而言，尽管这个由上而下的升级政策在实行过程具有诸多问题，但在科技民族主义的思维驱使下，社会整体尽管有诸多不满，对于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高度共识。

最后这本书也拿中国案例与台湾、韩国的高科技转型以及与法国科技民族主义的比较，对照出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发展方式的差别。整体而言，这本著作以相当扎实的经验研究将中国近十几年成为网络科技大国的发展轨迹、政经体制、社会代价以及基层治理做了非常精湛深刻的讨论，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乃至全球科技变迁必读的著作。

反思：科技民族主义再思考

尽管雷教授在书中是以台韩以及法国产业政策以及科技民族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做比较，笔者认为日本的发展经验可能可以提供中国科技民族主义更恰当的比较。相对于台韩因经济规模而采取在全球经济中找寻利基的发展模式，以及法国较弱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战后日本尽管政治经济体制与当代中国有非常鲜明的差异，但就经济规模的量体、以及科技民族主义的追求程度等都有与当代中国有相似之处，而有比较的空间。

整体而言，日本战后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有以下特征。首先是透过出口扩张，特别是出口到美国市场带动经济成长与技术升级。其次则是透过国家发展计划、金融体制的安排建立“官民合作”的机制，除了促进成长外最重要的目标追求经济权力自主，能在能源、运输、重化工业、乃至军工等工业上产生具世界水准的国内厂商，不仅带动成长，也可以透过建立军民互通科技的方式强化军事实力。第三则是为了避免受到控制，建立国内自主技术规格、产业与金融体系。最后，由于产业升级很容易带来区域不均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家透过大规模基础建设一方面减少区域间落差，另一方面透过基建所带来的产业发展以及就业促进地方的经济成长，以维持政治稳定。

日本的这个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当代中国身上看到，包括各种自主规格的推动、重化工业与基建的扩张等。雷教授所探讨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支持，无疑反应了对科技自主以及乃至领先的民族主义追求。在这个思维下政策考量不仅在于经济上提高附加价值，也在于改变产业权力结构中受制于人的位置。

产业政策目标是建立自己的轻油裂解厂、自己的高炉、自制的半导体、自己的汽车与家电品牌、自己的网络与电商系统、自己通讯体系与自己的民航机工业。换言之，在追求自主的思维下，“自己的XX”本身就是政策的目的。这本书所精彩分析的中国网络科技业官民共构的发展模式，背后的动力来自这个思维。

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国近年科技民族主义发展轨迹与战后日本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也正遭遇到与当年日本类似的问题。诚然日本的科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保守但稳定的自由宪政体制以及长时期成熟的市场经济上，因此尽管面临长时期的调整，社会大致平顺。

而政治上日益极权以及经济上缺少稳定制度的中国则有更大的隐忧。尽管如此，今日中国与1980年代日本在产业政策相关进程上仍具有诸多可比较的性质。这些相似的挑战包括过剩产能的消化、发展动员型金融体制的重组、封闭自主技术规格的外在挑战等，中国在更强力国家介入以及更庞大的市场规模下，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重要挑战。

特别是中国非民主体制强化加速了“官制后工业化／升级”过程，在技术快速成长的同时，更彻底排除了社会对相关发展的抵抗，完全仰赖发展共识、民族荣光作为正当性基础，一旦开始消退，除了强化政治控制外有无其他出路，攸关中国乃至东亚甚至世界的局势。

结语

台湾作为面对中国极权统治的前线，对于中国的各项发展与问题没有忽视的权利。特别是尽管中国近日对外与美国激烈冲突，内部各项社会经济问题不断，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下经济下行明显，蔓延的产能过剩问题近乎无解。但在此同时在科技产业的突飞猛进下，不仅科技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政权正当性的基础，也利用台湾自由的环境不断渗入。

可以说台湾是最直接面对网络科技发展负面影响的国度。因此台湾对于中国发展体制的各项强项与弱点，必须保持高度的掌握与警觉，才有可能保护日益脆弱的民主体制。雷教授的这本著作所勾勒中国科技产业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脉络，将会是台湾完整理解中国发展的重要起点。

作者1974年生，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前后任职于中山大学与政治大学。在专业领域内外广泛涉猎以追求知识上的自由，习惯从多样方法与视角观察社会事务，笃信对在地与世界的批判性认识是公民社会重要基石。著有《屏东县志—产业经济篇》、《不待黄昏的猫头鹰：陈绍馨的学术生命与台湾研究》以及其他论文。

书名：《镀金的鸟笼：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主》

作者：雷雅雯

出版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