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重述台海纷争

台湾的地理与战略重要性

表述：台湾对北京为何重要？

很大程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传播其所喜好的言论和概念尺度，藉以表述台湾地位问题。主导的官方叙事源自一套民族主义观点，强调“一个中国原则”至上，这套国家与国土统一的表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我正当化的努力，要在帝国主义导致中国分裂之后，成为统一中国的政党。因此，该党反对台湾“独立”建国，因为不论中共享有何等威望和权力，台湾的自主国际地位都损及中共将其统治正当化的国家统一观念与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示尽全力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的决心。实际上，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陈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北京暗示其一切意图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国土分裂，因此不能容许“一中一台”、“一国两府”或“两个中国”持续存在，这些都意味着两个不同国家各自占居并治理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考虑到北京将中国主权视为不可分割，他们也不承认中华民国仍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而运作，并（选择性地）拒绝接受中华民国仍在运作的证据。北京一直扮演着受害方，自认为意在防止台湾岛上“分裂主义者”从事“分裂主义活动”改变现状，违背他们所认知的历史事实与国际法授权，并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国家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套叙述某种程度上一直有其说服力。当前普遍通行的学界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力要让台湾降伏于中国主权，是以下诸多因素混合所致：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忧虑；统一国家的内战因冷战开始而中断；决心捍卫过往曾被帝国主义强权束缚的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在大众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统一和动员人心之意识型态的时代中，对政权合法性的不安；由人们随口称呼的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所助长的收复失土要求；也是防止台湾坚持自主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产生骨牌效应的一种方式。

的确，这些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中都能得到充分支持。很少有分析者会质疑民族主义、历史冤屈，以及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均在在影响北京对于如何与台湾打交道的盘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同时受限于暗示与明示的制约，其政治论述中仍可读出某种程度的多元。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读到多种不同论证，为防止台湾“独立”辩护，同时鼓吹统一的重要性。对台湾相关问题的不同叙述，所强调的起因与作为或不作为后果各不相同。实际上，不同的专业或机构观点似乎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析者倾向于凸显争议的不同面向。

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对于台湾的官方声明都由一套特定叙事与词汇支配，该国分析者和学者发言及著作符合那套概念的程度却各不相同。某些人几乎毫不偏离，其他人则运用专业造诣与知识洞见大加阐述，得出的基本结论等于完全相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此相左的举动皆应予以制止。

从中国境外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立场的分析者则以自身的国家、专业和智识取向切入这个问题。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有着多样意见，旨在解释北京对台湾的立场，中国境外也有众多分析者试图这么做。因此，关于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重要，并未形成共识。

有鉴于台湾问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的高度敏感性质，以及支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组织文化的保密习性，确实只有极少数人（中国人或他国人）能以官方权威表明驱动北京对台政策之力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推论方式的许多说法看似无庸置疑，但仍是推测。官方声明并未搭配指引解读方式的可靠注释，政策所产生的行动也未搭配清楚明确解释国家何以如此作为的指南。不仅如此，政策也非内部始终一贯的单一实体之产物，而是来自有决策权的群体之折冲与争论。这个独占群体的成员无疑共有某些目标，却也可能会优先以不同理路达成。在这些条件下，要权衡诸多被推定为影响政策的因素，或许就是一种知情推测（informed speculation）的运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对这个问题观点不同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理路，或许也因应着对国内与国际脉络发展的见解而转移。

因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台湾的立场，人们推定的“已知”多半只是普遍认知，未必能密切符应分析者所确信的事实。某些分析者寻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增加强制措施运用、拓展军事选项范围的理由，他们将北京策略的“硬”面向说成回应台湾内部的政治转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分析者和学者口中都能听到这种说法：北京决心借由扬言动武吓阻台独，乃是回应台湾民族主义者1990年代以来大肆鼓吹台湾独立、中华民国明著暗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台湾多项政治决策被北京解读为力图渐进式促成台湾永久脱离中国。总而言之，北京被描述为（他们经常以这种方式自我描述）挫折、愤怒，更无意与台湾妥协，因为台北的政治领袖以各种方式主动激怒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旨在影响台湾的强硬决心、高压外交、动用军力示意，以及军事能力迅速发展和部署，都被视为“回应”台北的举动。

这些诠释有一定程度的解释效力。正当台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内部政治转型解放了岛上人民，让他们竞选公职并对政策表达理念，同时大半个世界的共产主义本身则多半被赶下台，在位期间被北京斥为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国民党旧政权，也在台湾被置之不理。随着正式意识型态实际上退出台海两岸的等式，台湾威权时期普遍存在的可预测性，由民主兴起与政治不确定性取而代之。北京对此感到苦恼，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主发展的独特轨迹本身，正是北京恼怒的根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台湾的政治领袖一直在炒作岛上所谓“族群分裂”，以获取选举利益。尤其自从民主进步党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总统席位并首度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一直追悔即使可恶却也可靠的老国民党消逝。至少可以指望老国民党支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统一的实现，这些无论多么遥不可及都值得向往。但这些论点就连国民党内部都不流行了。

不仅如此，北京也为了在他们看来意图将台湾“非中国化”的政策，而持续抨击民进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怒指民进党2000年当选总统以来所采取的官方行动，抹除联系台湾与中国的制度化象征性言论与行为，同时促进源自“台湾岛为一单独实体，有其独特历史与文化”概念的政治认同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痛斥，去中国化相当于促独拒统。

因此，加速建立军事手段对付台湾的努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化，成了对台湾看似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统一的反应。它被描述为完全合理的回应，意在阻止北京绝不容忍的结果─“台湾独立”。

尽管说服力十足，将北京对台政策称作回应台北观感的诠释仍有限制。首先，这种取径将台湾问题错误指称为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双方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而忽视地缘政治与中国对美、日两国感到不安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推论模式所隐含的次要缺陷，则是把台湾地位的相关冲突表述为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却忽视此前中国与台湾关系的角色。

最后，若试着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策略何以多变，北京又何以诉诸武力威胁，比较性的思考是有其好处。我们不得不好奇，为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需明摆着诉诸武力，就能解决其他持久敌对的领土纠纷时，该国却认为武力威胁或动用武力是对其无能解决台湾地位纷争的理智回应。

正如保罗．胡斯（Paul Huth）所认为，或许政治领袖受到的国内压力，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挑战者国家（challenger states），倾向以对抗回应其所认为的目标国家（target states）之背离现状。倘若胡斯所言属实，我们还是得问：对挑战者国家的政治领袖释放出这种压力的现状改变又是什么？揆诸事实（ipso facto），对现状的任何改变，似乎不太可能都有必要诉诸强制性军事手段。某些行动等级必定催生出比其他行动更强烈的忧虑感，促成胡斯所指称的“国内压力”。倘若某些条件的聚合，激发出运用包括军力在内的更多高压手段之迫切要求，这些条件又是什么？

换个说法：究竟台湾“独立”是以何种方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觉得这样的威胁够严重到足以让中央领导人认为动用军力是理智选项？他们并非一直强调自己动用军力威胁或伤害台湾的能力，对其他领土纠纷也并未一律如此。

实际上，要说北京投注在实行其对台宣示的政治资本，远超过其与邻国解决大多数领土纠纷之所需，这个论述几乎没有引起反驳之虞。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将其强硬的“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观念注入对他国关系，但其他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却几乎不曾如此举足轻重，这个命题也不太会有人争论。

比方说，人们不会经常读到或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崛起”与发展的前途，决定于收复钓鱼台、南海诸岛，或印度收入阿鲁纳查邦（Arunachal Pradesh）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权。即使中、印两国在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以南争议的土地面积大致与台湾相当，也并未激起中国人普遍要求收复失土的情绪。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却充斥宣示统一台湾攸关中国普遍发展目标的陈述。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的罗援大校，就表示台湾是中国前途的关键所在。他写道，统一台湾岛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极其重要。他所陈述的理路是地理上和经济上的：

只有台湾以东的部分洋面是我国能够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唯一战略通道。如果这一出海口被他国控制，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将严重受阻。而两岸一旦实现了统一，就犹如打开了一扇走向太平洋的快捷之门，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将蓬勃兴起，台湾与大陆也将因此而在二十一世纪开发海洋的过程中共享利益，中华民族也将因此加快复兴的进程。

罗援大校绝非唯一提出这套论证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派外交政策菁英认为，地理与战略的交集─地缘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视角，应当用于思考台湾问题。实际上，罗援的观点代表一套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发展、经济繁荣，乃至中国前途联系起来的文献体系。有段浮夸的文字断言：“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而是整个太平洋、半个新世纪。”

即使说得更有分寸，支持统一的论证把台湾降伏与国家未来福祉及安全保障联系起来的方式，仍凌驾于其他领土目标业经公开宣告的重要性。例如，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上立起巨大的电子时钟，一座显示1997年香港回归的倒数时间，另一座电子时钟则显示1999年澳门回归的倒数时间，北京的志得意满却并未搭配以下观点：对这两处飞地“收复主权”，将在下一世纪发挥提升中国地位的作用。

这倒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都以不带感情的平和方式处理所有领土纷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许多事关领土的争议场合，都曾敲响刀刃或舞动干戈。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涉及领土控制的军事化事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1950年）、印度（1962年）、苏联（1969年）和越南（1979、1988年）的武装冲突也都牵涉领土纠纷。

尽管这些冲突每次都引出宣扬争议领土主权之重要性的愤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以异常的态度描述台湾地位问题。只要有人解释何以如此，斗胆提出一套叙述，将国家的优先事项与领土本身被认知的价值联系起来，就会招来谴责；即使统一的地缘战略理路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与大众出版品讨论多时的主题。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以军事手段对付台湾的决定，也可以从不受地理或领土重要性拘束的概念视角分析。例如胡斯和其他学者认为，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美国对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射导弹的回应、2000年陈水扁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或2004年陈水扁更加意外地连任所产生的政治“冲击”，都影响着挑战者国家对目标的战略与战术。

自1990年代以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进展相关，和国际权力结构构筑方式之根本转移不谋而合的更大范围战略因素，都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观。这些转型在在质问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战略环境的关系，并促使北京实行更新后的大战略。但在作为不可预期且突发之独立事件，并被认为对早先的风险与机会盘算意义重大的这方面，这些转型却非“冲击”。它们是渐进且易变的发展，其方向与意涵都成型得很慢，也很难融入对中国能力与目标的既存忧虑之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观演进，于内于外都唤起人们以新的眼光再思考该国与既有或潜在战略对手（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出兵确保控制台湾的可能性预作准备之际，该国整装待发准备一战的首要敌人却连台湾都不是，而是得到日本协助的美国。这令人不禁疑惑：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究竟是被当成“目的”，还是实现更宏大战略野心的手段。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北京反独促统的理路，大多由官方文件和宣言表述为一套中国对台湾关系的叙事。提供地缘战略视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析员，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述台湾地位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有必要望向官方叙述之外，才能找出台湾重要性转移的线索。

作者为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SAIS）美方主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塔夫兹大学佛莱契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学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台湾研究及台海关系，并连结外交史及当代国际安全。著有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及相关期刊论文。

书名：《为什么是台湾？》

作者：华安澜（Alan Wachman,1958-2012）

出版社：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