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外界震惊的是，Meta在对外声称“维护自由”的同时，竟在中国市场配合极权审查。(美联社）

2025年4月14日开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诉Meta案”（FTC v. Meta），聚焦Meta是否借由收购Instagram与WhatsApp，涉嫌非法巩固其社交平台主导地位。这场诉讼，对Meta而言是一场法律战；但对全世界而言，则是平台治理的试金石。

本案源起于2020年FTC首次提出诉讼，由拜登政府任命的主委莉娜汗（Lina Khan）推进，现由川普任命的佛格森（Andrew Ferguson）接手延续。他在上个月受访时曾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放松油门。”

这场反垄断行动获得民主与共和两党罕见共识，后者更将其与保守派在社群平台上遭到压抑的言论自由议题连结。换句话说，反垄断诉讼不只是经济规范问题，也成为文化政治的重要战场。

Meta的并购逻辑

Meta是否借由“买下对手”来掐死市场竞争，是这起反垄断诉讼的核心争点。根据FTC的指控，Meta自2012年起即展开一系列具有策略性的并购行动，目的是阻止潜在竞争者崛起。最受关注的两笔交易，是2012年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以及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FTC指出，Meta并非出于强化竞争力而收购，而是以此方式排除竞争，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检方出示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祖克柏在2012年曾坦言：“Messenger没有打败WhatsApp，Instagram的成长太快，我们得买下它。”此外还有一封写于2011年的备忘录，指出：“我们真的需要尽快行动，因为Instagram成长迅猛。”这些纪录并非事后的策略分析，而是当时高层决策过程的真实呈现。

此一决策背后的权力逻辑，也可从前Meta全球政策总监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的《无心为善的人》（Careless People）一书中得到印证。她指出，Meta建立一套内部“收购预测模型”，定期分析新创潜力与风险指数，若发现某家公司可能在18个月内形成市场威胁，便立即启动由企业发展部、政策组与财务高层组成的交叉小组进行并购评估与阻断竞争计划。

这种系统化策略也反映在Meta针对青少年所采用的行销手法中。根据该书与国会证词资料，Meta内部AI会侦测13至17岁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当侦测到“焦虑”、“孤独”或“沮丧”时，系统即推荐广告主推送美妆、减肥或塑身产品。这种将情绪脆弱视为“转换率优势”的行销逻辑，正是平台垄断权力失控的表征。

Meta与祖克柏的自我辩护

Meta否认垄断指控，主张目前社群平台市场高度竞争，尤其来自TikTok、YouTube、Snapchat、LinkedIn等对手。Meta的辩护律师强调，目前脸书与Instagram超过半数的内容是与TikTok直接竞争的短影音。2025年初TikTok暂时下线时，Meta使用量激增，更证明市场替代性与动态竞争依然存在。

此外，Meta主张，政府若撤销早在十余年前经审核通过的收购案，恐对创投与新创生态产生负面效应。

祖克柏于开庭首日即出庭作证，这已是他第十次在国会或法庭为平台政策答辩。在法庭上，他声称收购Instagram与WhatsApp并非为压制竞争，而是提升用户体验。他强调：Meta对这些平台投入超过收购成本的数倍资源，有助于市场创新。

然而，威廉斯在她的书中揭露，祖克柏早于2010年代初即曾向董事会表示：“我买下《纽约时报》，然后任命脸书的总编辑……我们不再是第四权，而是建立一个以脸书为中心的第五权”。他并设立内容与影响力“战情室”，追踪对平台有批评立场的政界、媒体与学界人士，列入“审查名单”，运用平台能见度与推播机制施加压力。这些纪录揭示出其“平台治理即是权力治理”的深层策略。这些内部对话与策略不仅显示祖克柏对传统媒体的不信任，也呈现出其对媒体生态全面数字化且平台主导的图像。这样的想像与其在反垄断审判中声称“只是为用户提供更好体验”的辩解，形成鲜明对比。

祖克柏早于2010年代初即曾向董事会表示：“我买下《纽约时报》，然后任命脸书的总编辑……我们不再是第四权，而是建立一个以脸书为中心的第五权”。（美联社）

游说川普与改组董事会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揭露，在FTC诉讼程序开展期间，祖克柏曾多次拜会川普，试图游说政府干预诉讼。报导指出，他不只亲赴白宫与川普会面，还捐赠100万美元予川普就职基金，甚至于4月11日宣布扩大董事会，新增川普政府前副国安顾问麦克米克（Dina Powell McCormick）为董事。此举被视为Meta在审判前夕加强与共和党及商界关系的战略布局。

这种“制度性游说”与“人脉防线重组”策略，意味着科技平台不仅在法庭内争取有利结果，更积极在制度层面调整风向，形成对抗公共监理的非正式权力网络。

震撼国会的极权审查机制

更令外界震惊的是，Meta在对外声称“维护自由”的同时，竟在中国市场配合极权审查。威廉斯于4月9日国会听证会中指出，Meta早已主动配合中共内容审查，不仅将人脸辨识、照片标记与直播技术交给中方，甚至设置“总编辑等级”的自动审查系统，针对新疆、六四与香港议题进行区域性封锁。

她的书中也补充描述此一合作计划名为“阿特灵”（Aldrin），Meta允许中方工程师读取AI标记模型与照片分析模组。威廉斯的证词指出，这些系统甚至被用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示威者的追踪与逮捕。Meta为打入中国市场，选择配合资讯封锁，形同将言论自由与使用者安全作为交易筹码。

更令人震惊的是，内部文件指出：“脸书员工将对提供用户资料导致的死亡、酷刑与监禁负责。”而这句话后来还被高层修改为“脸书将直接回应未遵守人权标准的政府之资料要求”，以淡化其道德风险​。

科技巨擘在民主国家享有丰厚利润，却在极权政体中甘作数位帮凶。这些行为不只是违背企业伦理，更对全球民主与人权形成威胁，更体现科技平台如何为了市场而牺牲人权、法治与资讯自由，并毫不掩饰地“优先选择与极权合作”。

守护民主的平台治理与数位主权

威廉斯国会证词的部分说法可能有夸张之嫌。然而，就算对她的证词持保留态度，我们也不能对Meta一贯的权力滥用视而不见。

这场反垄断诉讼让我们看见Meta的市场支配力，也看见它对言论、隐私、青少年心理与国际秩序的操控。当一个平台既能控制内容，又能影响选举，还能与极权政府合作审查反对者，那么它的角色早已超越科技企业，而成为无法被信任的资讯帝国。

本案并不只是美国的监管挑战，对台湾也是不可忽视的警讯。台湾用户对Meta相关平台的依赖程度极高，却长期缺乏对其内部机制的审查与监督。我们仰赖平台散布资讯、动员舆论，却无从得知算法如何排序、谁的声音被放大或掩盖。

正因如此，“数位主权”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如何守护民主社会的核心议题。身处数位垄断与极权合谋的前线与潜在受害程度最烈的台湾，建议我国政府应尽速重新启动《数位中介服务法》的立法讨论，建立跨部会平台治理制度，推动算法透明立法、政治广告标示法、平台问责条款，并强化个人资料外泄的公共通报机制。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