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展信安。当我们审视当下扑面而来的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一股不同于过往的强劲风暴感油然而生。

这不再是简单的贸易争端，它似乎预示着更宏大叙事的开端——一种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这股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有识之士都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预警。

前段时间，我在《八面来风》栏目中转发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先生的一段话，他在一个国际场合中语重心长地说，世界正面临一场“80年来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这话分量十足，因为它将当前的变局与二战结束后的全球秩序变迁相提并论。为什么是“惊涛骇浪”？为什么是“80年来未有”？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李显龙先生通过一组关于国际贸易增速与全球GDP增速对比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这场变局的一个核心表现。他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里，那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全球GDP的增长，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全球化进程虽然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有所下降，但它至少还能与全球GDP增速大致持平，贸易在全球GDP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危机前的55%左右。然而，到了今天，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大约17年后，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

他说，现在的趋势是，国际贸易的增速已经开始无法与全球GDP的增速同步，甚至可能长期滞后。这意味着，贸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很可能将要开始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李显龙先生特别强调，最近几个月，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似乎还在加速。而如果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摩擦无法有效“踩住刹车”，如果这种趋势导致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显著下降，那么世界将真正迎来“二战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为什么会这样？李显龙先生也点出了原因。他认为，美国新一届政府（这里指的是特朗普政府及其可能回归带来的政策延续性）对于过往国际贸易体系有着一种新的认知，他们认为这套体系让美国“吃亏了”。这与过去普遍认同的“互利共赢”的看法大相径庭。

在这种新认知下，关税不再仅仅是调节贸易的经济工具，它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维护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甚至在非经济领域进行谈判的筹码。而当一个超级大国采取这样的策略时，其他国家出于自保或回应，往往也会采取类似的保护主义或对等措施。这些战略和政策的连锁反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全球贸易的格局。

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它会是“惊涛骇浪”？

李显龙先生认为，这种趋势即便带来最轻微的后果，也足以令人警惕——它会抑制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出口、或者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贸易壁垒的增加、供应链的重构，会提高成本、降低效率、限制市场，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而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往往会在国家内部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富差距加剧）和政治问题（如民粹主义抬头、社会撕裂），这些国内问题又可能外溢，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和冲突。届时，世界就可能真的进入那个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二战以来的新局面——一个充满不确定、不稳定甚至冲突风险的时代。

“海湖庄园协议”的传说与美国经济的“元问题”：新认知的形成

理解李显龙先生的担忧，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美国当前经济战略转变背后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源于特朗普及其团队对美国经济自身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一系列“新认知”。

虽然“海湖庄园协议”目前仍是坊间传说，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最终执行度有待观察，但它所勾勒出的政策轮廓——汇率政策的协调与潜在的弱美元战略、大幅提高关税与改革全球贸易体系、甚至可能触及美债重组以减轻债务负担——清晰地指向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将美国打造成一个拥有强大“内循环”产业链的繁荣经济体。如果这些设想真的付诸实施，其影响可能远不止于贸易领域，甚至可能触动世界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根基。

从特朗普上任以来（无论是第一个任期还是当前正在显现的政策倾向）在经济上的行动可以看出，美国在经济战略思想上确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支撑这种变化的，正是两个核心的“新认知”。

第一个新认知：美国经济必须重新以制造业为基础。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学者提出过一个尖锐的“元问题”（Root Question）：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制造业这个根基，它还能仅仅依靠高科技、金融和服务业来支撑起其庞大的体量，并在世界经济中维持支配地位吗？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关乎国本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作为基础，仅仅依靠虚拟经济和高端服务，是否能够长期支撑国民的就业、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安全保障？自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上的——是的，美国经济必须重新找回制造业的根基。

到了特朗普2.0时期，这个目标变得更加明确和聚焦：要将美国打造成一个拥有强大“内循环”的产业链完备的繁荣经济体。这意味着不仅要让制造业回流，还要构建一个能够在美国国内自我循环、自我支撑的完整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一届的美国政府似乎不惜以掀翻甚至重塑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为代价。

这个新认知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看看一些数字就能明白。现在美国经济中，第一产业（农业）的占比已经不到1%，第二产业（工业）占比约18%左右，其中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更是降至可怜的11%左右。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则高达80%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它的产能几乎占据了整个世界的一半！从“世界工厂的半壁江山”到如今11%的占比，这种产业的空心化程度是触目惊心的。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重新以制造业为基础”成为一种战略必然，尽管这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第二个新认知：必须以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式，形成美国经济新的竞争力。

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其核心难点在于，如何在当前这个全球产能普遍过剩、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里，为美国的制造业找到并构建新的竞争力。在成本、价格等方面，美国的制造业与很多新兴经济体相比处于明显劣势，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挑战。

我们知道，美国推动产业回流的政策导向并非始于特朗普。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倡导，此后的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数据显示，到2023年，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010年平均水平的三倍，这表明政府和企业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人甚至估计，到2025年，可能会有高达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将其制造业务回流美国本土或近岸国家。

然而，总体来看，尤其是在与中国等主要制造业大国对比时，美国制造业在成本和效率上并未展现出明显的优势。用传统的、市场化的方式——比如仅仅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让美国制造业在短期内重新获得全球竞争力，尤其是在面对那些拥有完整产业链和巨大规模效应的竞争对手时，显得异常艰难。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依靠传统路径难以奏效，美国的产业回流和制造业复兴目标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其现实路径究竟在哪里？显而易见，仅仅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框架内，通过传统的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方式，是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

于是，在一些美国战略制定者看来，唯一的、或者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本身。既然在当前的规则下无法竞争过，那就尝试去改变规则，改变竞争的环境。传说中的“海湖庄园协议”，正是这种新思路或设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它试图打破旧的藩篱，为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和发展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新外部环境。

构想的图景：碎片化时代下的双边与单边主导秩序

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正是全球化催生了新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和产业为了追求效率和低成本，流向了最具比较优势的地区，导致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优势不断丧失，产业持续外流。

上述过程是在一个以多边主义为框架的全球性经济秩序中进行的。在这个秩序中，美国虽然是主导者，但同时也受到这个秩序规则和多方参与者的制约。就像一个大家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即便是制定者，也要在规则内行事。而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理念，就是认为美国在这个游戏中“吃亏了”，其他国家利用规则的漏洞或者美国的开放性，“占了美国的便宜”。

结果就是，这些年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我称之为“大拆解”的过程。这个概念我从2022年开始反复提及和思考，三年过去了，这个过程的演进速度和深度，还是有两个方面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

第一个没想到的是，这场拆解进行到今天，本来在政治、经济和价值观上看起来最成型、最紧密的“西方世界”这个阵营，其内部也开始显现裂痕，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出现瓦解的迹象，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形象有可能走向消失。国家利益的差异、对华政策的分歧、国内政治的极化，都在侵蚀着西方内部的团结。

第二个没想到的是，这场大拆解会深化到如此程度。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严肃地讨论，全球产业链是否会彻底分裂为“美国主导”和“非美联盟”两大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阵营。最近，我还看到了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的一个说法，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带着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碎片化的进程会进一步发展，未来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形成多个货币集团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它指向的不是简单的货币波动，而是全球金融格局的根本性重塑。

无论这些预测最终会以何种形式落地，一个基本判断是清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时代。

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构建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呢？沿着我们之前的讨论——美国需要在什么样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才能形成新的竞争力——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其构想的图景。有几种坊间流传的说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侧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种，是所谓“新三角”的说法。这种观点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建立在中美俄“新三角”的力量平衡基础上，这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三大国共治天下”，是一种基于实力政治的平衡。

第二种，是更为精细的“分层交易”说法。在这种设想中，世界被分为几个层级：第一层是美国这个头号强国，拥有制定规则和施加压力的能力。第二层是那些拥有可出售的关键资源（如石油、矿产）、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上），并且其领导人不受民主制度约束（从而可以进行更灵活、有时是更残酷的交易）的国家。第三等级则是美国的盟友，他们的对美国的依赖性和战略忠诚度，在这种新秩序的设计者眼中，有时会被视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美国可能以不对等的条件与他们进行交易，甚至施压要求他们配合美国对抗其他国家。

第三种，是更加直白的“红桶、黄桶、绿桶”分类法。这种说法将世界各国根据其对美国政策的配合程度进行划分：处于“红桶”的国家是那些完全配合美国政策、愿意接受美债置换、美元贬值计划及高关税政策的国家；“黄桶”是那些部分合作但态度不够积极、需要进一步施压和拉拢的国家；而“绿桶”则是那些拒绝配合美国政策、甚至与美国对抗，从而面临全面制裁和孤立的国家。

这些说法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种试图用双边关系、甚至单边强制力取代现有多边框架的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力量原则凌驾于普遍规则之上，国家间的关系将更加不稳定和充满交易色彩。

美元的双刃剑：结构性困境与秩序重塑的必然性

理解美国为何如此决绝地寻求改变，最终还是要回到其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所面临的那个深层结构性矛盾。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正式登上世界货币的宝座后，美国就扮演了类似“世界央行”的角色。作为“世界央行”，你首先得“印钱”，也就是发行美元。然后，你还得想办法把这些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让其他国家和国际市场拥有足够多的美元来支持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而且，全球经济规模越大，贸易越活跃，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就越多。

怎么才能把大量美元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呢？方式有很多，比如对外投资、对外援助，但最主要、最持续的方式是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状态，用凭空印出的美元去购买他国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只有这样，其他国家手里才能积累起美元，这些美元才能在国际上流通起来，支撑起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比如您提供的数据，2024年美国出口仅覆盖进口的78%，高达918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很大一部分就可以视为美国向全球注入的美元流动性。

从这个逻辑推演，理论上，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似乎只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而不可能也无需追求贸易顺差。

这当然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美国仅仅印出一些成本极低的“绿纸”，就能换取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宝贵的资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确实是“占了便宜”，是极不对称的收益。这个事情从公平性上看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它确实是现实经济体系运作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事情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印钞买东西”这么简单，美国岂不是可以整天开动印钞机，然后坐享其成？特朗普总统也就不会整天抱怨贸易逆差，想方设法让别的国家多购买美国的产品了。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种美元输出模式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美国能够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得美国可以高度依赖进口低廉的商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产业空心化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衰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很多东西可以轻易地从国外买到，而且按照美元输出的逻辑，美国似乎也“不应该”生产太多可以用于出口、减少逆差的产品。这是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但是，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不可能完全依靠对外输出美元和发展虚拟经济来维持运行。美国的老百姓需要就业，需要工作，需要有收入。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总需要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的货币，凭什么美元就能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仅仅依靠军事实力吗？不是，最根本的支撑还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别忘了，当初美元能够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正是因为它背后的美国经济在二战后一枝独秀，其制造业产能接近全球的一半！是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了美元的地位。

现在，美国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结构性困境：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其体系运行似乎需要贸易逆差和产业外流；但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的健康、国民的福祉和长期的国际地位又要求其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美国能同时实现既是世界货币发行者，又是产能巨大的制造业强国这两个目标吗？

至少在现有的、建立在过去全球化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这是无法同时完美实现的。美元的特权地位与美国制造业的困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强烈地寻求重塑世界经济秩序。这种重塑，不仅仅是关于贸易条款的谈判，它的内涵将是全方位的——它必须包括从产业链的重塑，到贸易规则的重塑，再到最终可能触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塑。

关税和贸易战，或许仅仅是这个漫长而艰巨过程的开端。这是一个试图从根基上改变全球经济运行逻辑的努力，这样一个过程，必然是“惊涛骇浪”般的，必然是惊天动地的。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视野、审慎的态度和长远的智慧去观察、去理解、去应对。未来的全球经济图景，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