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刻意营造“英雄城市”的叙事，以及旅游业出乎意料地发展，让城市多了一些热闹。但真正生活在这里的武汉人，在“封城”过去五年之后，创痛依然存在。他们很少主动提起疫情，也刻意回避创伤记忆，“好像有了PTSD，对生活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在无能为力中也丧失了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更讨厌和柴米油盐离得很远的宏大叙事了。”一位受访者告诉我。

“疫情”也是官方要淡化的词。在广东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宗阳，在参加公务员面试培训时被告知，一定不要在回答中用“疫情”这个词。培训班老师说，提了会扣分，只能用“那几年”来替代。2024年过年联欢晚会，武汉市成为分会场之一，不过主持人并未提到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曾和疫情有任何关联。

也有人选择不忘记。五年前，武汉解封前两天，生活在这里的胡琪琛告诉我，她感到人们太健忘。随着解封而来的是，“没有追责，好像什么都好了一样”。她认为，一切肯定都会过去，但疫情这两个月期间的种种悲剧在她心里过不去。她说，“我会一直记得这种感受。”

五年后我再次联系到她。她说，疫情期间那些记忆仍很深刻：仓促的封城、挤兑的医疗资源、停摆的交通、看不上病的病人、发“牺牲一座城拯救一个国”从而有分歧的朋友……她依然为作为一个公民竟可以被关在家里两个月感到愤怒，也不认同要为集体牺牲个人，“因为你没有被抛弃，你还有得活，但是很多人真的没得活。”

事实上，武汉解封第二天，她就去了香港。她说，疫情直接影响了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她本考虑去北京工作，但作为媒体从业者，疫情时她采访人也被采访，又经历爷爷逝世。亲历种种，她感到受伤以及在内地做记者的极度不自由，“没法改变，只能逃。”

过去这些年，她一共就回了武汉四次，主要是探望家人，每次待的时间也就几天。她发现，武汉有一些改变，比如新建了东湖绿道，武汉光谷也有越来越多科技公司。但她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并无太多留恋。“武汉是在进步，但是再进步，也没法留住我。”

而疫情之后，对很多生活在武汉，也从未想过逃离的人来说，生活还是该干嘛干嘛，只不过许多武汉人习惯了常常戴口罩。小杨说：“武汉人对这个可能更注重一些，被伤过。”

2025年2月，武汉一家餐厅，服务员都被要求带上口罩。（祖唯纳摄）

25岁的小杨一直在武汉生活。现在想起疫情那段时间，小杨仍觉魔幻，先是没料到封城，后来也是生平第一次看着不甘被封的人们聚集、闹着上街。她不爱宅着，最初封城时，她不知道在家做什么好。家对面是武汉第六医院，每天她就在阳台看外面车来车往，听着“呜哇呜哇”的急促救护车声，心情焦躁无比，只能借由整日整夜看《甄嬛传》来舒缓。

一张被丢弃的口罩。小杨拍摄于医院附近的中山公园。（小杨摄）

持续三年的疫情中，她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深夜看着女朋友被社区的车拉走。那是2022年，她和小她一岁的女朋友小傅出去游玩了一天后，在黄陂区的家里住，深夜近十二点，突然接到社区电话。电话铃响，她们犹豫很久要不要接、要不要开门。后来开了门，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行程跟她一致，却不知何故就变成“密接”的小傅送上大巴，拉到郊区隔离。

车上全都是戴着口罩的人，小傅上车后，车子继续去不同的地方拉人，凌晨一两点才到达郊区某便捷宾馆。大概做了很多次隔离点，宾馆电梯和走廊全部都罩上塑料薄膜，装潢设施都很老旧，“厕所也都黄黄的”。那天晚上，小傅很害怕，跟本来已经睡着的小杨打了整夜的视频。

好在就隔离了一天，第二天小区群里越来越多人说自己“阳”了。很快，所有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大家对“阳”这件事再不忌惮了。

如今，小傅回忆说，自己有段时间甚至有了创伤应激反应，不敢接别人电话，怕电话一结束就又被拉走，甚至学校辅导员打来，都觉得可怕，担心是督促她在早上八点前做健康监测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