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枢机团团长在邀请函中已提醒我们，这些没有选举权的年长枢机（注：超过80岁）并没有义务出席这些枢机团会议。但我这位93岁老人家，刚从一场长期纠缠、虽非严重但令我减重十公斤的疾病中康复过来；又于三年前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拘捕后而很快地获准保释。我却相信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到罗马参与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及枢机团会议）。2023年，我获发还护照前往罗马，出席教宗本笃的葬礼——那次在罗马只待了两天；而这次，我获准停留十日。感谢天主。
在发言前，我想先请求大家谅解——我可能无法谈论某些议题，亦需要尽我所能在言行上谨慎并保持最大克制。谢谢大家的体谅。
我来，是为了参加已上了天堂的教宗方济各的葬礼，我欣然与众人一同高唱“贺三纳（Hosanna）”，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牧者（几乎是“立刻封圣”的呼喊），我也愿意与大家分享许多充满喜乐的回忆。
我和当时仍为贝尔格里奥枢机的他第一次会面是在一次主教会议后的善后小组中，我钦佩他那份牧者的热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那次的选举中，他是我心目中排名前五位的教宗人选之一。
他成为教宗后，展现出慈父的形象：每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他乘坐的吉普车会围着圣伯多禄广场绕几个圈，似在邀请每个人都去接触他；讲话结束后，他会特别接见轮椅上的病人。
我很享受与他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慈幼会学生的他有一天试着挑战我：“圣若望鲍思高所推崇的三个敬礼是什么？”我立刻回答：“热爱耶稣圣体、孝爱圣母、拥护教宗。”他说：“没错，对教宗的虔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也曾有幸与他在圣玛尔大之家共祭，那次还有另一位慈幼会主教。弥撒后，他打趣说：“我感觉像是耶稣站在两个强盗中间。”
还有一次，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弥撒后，他走来问候我们一群主教。那时正值香港的抗议浪潮。他靠近我时，做了个手势说：“这是拿着投石器和石头上战场的那一位。”虽然语气似在讥笑，但那当然是个称誉：他把我比作圣经中的达味。
在本笃的葬礼那天，尽管教宗方济各必定非常忙碌，他也安排了一个私人会面时间给我。
我更有两个（关于教宗方济各）犹为重要深刻的记忆：
在他开始牧职的那天——3月19日，圣若瑟瞻礼——他说：“圣若瑟首先是一位守护者，是圣家的守护者。同样地，教宗也是教会大家庭的守护者。”
在亚洲青年节与亚洲主教们共祭时，他以“对话”为主题发表演说，并提出两项原则：忠于自己的身份，以及用心聆听他人。
我来到这里也是为参加枢机全体会议，因为教会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分裂的关键时刻，如今一个沉重的责任落在我们的枢机兄弟们的肩上——在即将到来的秘密会议中为我们选出一位新教宗，能在圣神的辅助下引领我们重返和谐与平安。
我不认为我的枢机兄弟会对我以上所说的感到惊讶，但许多信友——也许在香港教区更占大多数——可能都在庆幸我们有了一位伟大的“改革派”教宗，就如世俗媒体所说一样。
“改革”一词具有魔力，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但它也是危险的。历史上曾经历的“改革”撕裂了教会的一大部分。
我们确实需要改革，因为我们是罪人。但若改革削弱了耶稣所建立教会的根本——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那便不是真正的改革。在特伦多大公会议中，圣神赐予教会深刻的洞察力与力量，进行积极的“反改革”，重申教会在圣事与阶级制度上的结构，特别强化了神职人员的培育。
但随着现代无神主义的哲学与道德崩溃（性革命）的兴起，教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犹幸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及时召开，巩固了教会，使巨大危机成为伟大改革的契机。
不幸的是，尽管梵二以后的教宗都致力提供正统的指导，但实际上教会并未能透过延续性去诠释真正大公会议的意义，对它广泛的了解与接受。
某些人提出所谓的“大公会议精神”骑劫了整个进程，“撒旦的烟雾”，正如教宗保禄六世所言，“从教会的缝隙中进入”，或若教宗本笃十六世所描述：“伯多禄的船正在进水。”
当性侵犯丑闻爆发时，教会陷入深度危机，但教会当局并没有辨识其源头实在是当时甚至渗透神学院的“性革命”，反而将责任归咎于“神职主义”，加倍羞辱和打击忠心的神职人员，甚至有人以这场危机为借口，企图彻底重塑教会架构。
且不深究教会怎么能轻率处理如麦卡里克枢机（Cardinal McCarrick）、鲁普尼克神父（Rupnik）以及其他被世俗法院判定有罪的个案，我们很难不怀疑这是一场向世界妥协的迎合，而非坚守真理的抗争。
这样的控诉虽严重，但现实却似乎正正支持这种说法——尤其当我们检视最近主教会议，特别是关于“共议同行”的进程时。
主教会议（及大公会议）是历来圣神保证圣传延续的工具。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期，教宗保禄六世颁布《宗座关怀》（Apostolica Sollicitudo）手谕，成立“主教会议”，作为大公会议的延续（缩小版），这是一项教宗用以征询其他主教的权威性意见，推展全球主教团体共同合作的工具。
这些主教会议所结出的美果是一些宗座劝谕，如《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Evangelii nuntiandi）、《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宗座劝谕（Catechesi Tradendae）、《爱德的圣事》宗座劝谕（Sacramentum Caritatis）及《上主的话》宗座劝谕（Verbum Domini）。
但当然，教宗也意识到任何人为的安排都有改进空间。
也许由于这种认知，教宗方济各上任初期随即颁布了《主教共融》宗座宪令（Episcopalis Communio），其篇幅是教宗保禄六世前文件《宗座关怀》的四倍，更废除了教宗保禄六世的文件，大幅改变主教会议的性质（如会议的成员、目的与程序）。
而最近一次主教会议甚至超越了《主教共融》的框架。
成员结构：
投票成员
人数
主教
277
非主教
99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不是主教：这不再是主教会议。
类别
人数
选任与当然成员
237
教宗亲自邀请的成员
139
后一类人数已超过上一类人数的一半，但根据《宗座关怀》规定本不应超过15%
此外：
–有6位主教、2位神父与1位修女作为主席代表（难道没有足够主教可主持主教会议？）
–任命多位“提倡性伦理的改革者”为秘书长、总发言人、信理部部长和讲道者
–61位“协调员”（仿如带领幼稚园的老师）
–其他专家、秘书、助理（无数）
–研究小组（另加在会议之外的）
最显著的变化：会议目的
依《法典》第342条，主教会议的目的是：
–保护与强化信仰与道德，并维护教会纪律
但根据《主教共融》宗座宪令，其目的为：
–强调福传当今世界，而非保存教会本身（但若不保持正统教会，又如何能福传？）
在教宗方济各的领导下：
主教会议=不断变革
会议主题其隐藏目标
家庭让离婚再婚者领圣体
青年呼吁“制造混乱！”（推动共议性）
亚马逊按立“已婚德高望重男子”为司铎，并终止强制司铎独身制
共议同行推动LGBTQ+性伦理、教会权力重组、女性执事
主教团教义自主、“共议同行”的新教会。
程序：
《法典》第343条规定：
主教会议为讨论当前问题。
全体讨论
基于：圣经、圣传
最后以不同语言分组讨论
投票通过简明建议（不公开）
再交由教宗决定，并由委员会协助下撰写会后劝谕。
在今次主教会议中：
–小组：祈祷、分享、祈祷、分享、祈祷、再分享；着重心理学
–很少在大会中讨论教理
–绝对控制权操控于“协调员”手上
“在圣神内对话”是一种由加拿大耶稣会创立的方法，其目的不是为了分辨真理，而是为安抚情绪，准备进行讨论。“等待圣神给予我们惊喜”（？）难道圣神现在会告诉你：祂所传扬了两千年的真理是个错误，今天祂要讲论的才是真理？
2021年开始举行的主教会议虽说已结束，但其实尚未真正完结；虽然有最终文件，但未有对主教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何人撰写最终文件及其修订过程不清不楚，但教宗方济各已接受该文件，并将其纳入教会训导之中。
有出指示：每个教区可根据其个别理解而作实验性地实践，并于主教对教宗的述职（ad limina）期间由教宗评估其成果。
这种做法简直会使我们接近圣公会的做法。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还能走回头路吗？这样如何能维护天主教会的合一？
结语：
有权投票选举教宗的枢机兄弟应清楚了解，未来教宗将要肩负一个重大责任去决定：继续推动这样的主教会议或果断终止这“自杀行为”。这决定为耶稣所建立的教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