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1日，新加坡航空展展示的空中客车（Airbus）C295多用途战略运输机模型。

随着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日益加剧，东南亚多国正加快军备支出，这同时吸引了欧洲与中东国家积极介入该区域的军工市场。根据最新报告，亚洲军火供应链正日益多元化，但北京的角色似乎正逐渐受限，其出口影响力也面临萎缩趋势。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周三（5月28日）公布了2025年版《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ssessment）部分章节（链接），报告指出亚太各国的国防政策出现结构性转变，不再仅仅着眼于军事威胁，而是转向强化授权生产、技术转移，以加强本国军工能力。

这一趋势反映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正悄然重塑全球军工产业的合作格局。该报告的完整版本，将于周五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上正式发表。

东南亚军备投资上升合作模式转向本地化

IISS指出，东南亚六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与越南，2024年国防总支出达507亿美元，略低于同期日本预算。这些国家平均国防支出约为GDP的1.5%，此比例在近十年间保持稳定。

不过，国防投资（含采购与研发）则快速增长，从2022年的78亿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05亿美元。用于采购与研发的预算占比也从2014年的15.7%升至21.1%，显示军备现代化与技术自主的双重驱动。

为降低对单一供应商依赖，这些国家正逐步采行“offset”（补偿）制度，即要求军购承包商须对本地经济、技术发展作出回馈。

印尼规定外国承包商须提供至少占合约总值85%的offset，其中50%用于采购本地零组件，其余则通过技术转移、投资或训练实施。马来西亚亦要求5,000万令吉（约1,060万美元）以上合约须包含本地参与。新加坡虽无正式offset制度，但所有重大采购案均须逐案评估本地产业参与与潜力。

报告亦将全球军火生产者划分为三个层级，东南亚多属第二级（Tier2）或第三级（Tier3）国家，需依赖与技术成熟国——如欧洲第一级（Tier1）国家——的合作来提升自身产业链，这也让offset与技术转移成为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欧洲企业如Airbus（空中客车）、Naval Group（海军集团）、Thales（达利斯）与Leonardo（李奥纳多）等，已积极调整提案内容以配合东南亚日益强化的本地参与要求，并深化在地合作，显示其对市场长期投入的承诺。

多边合作升温中东国家进场

区域内多项案例显示，合作型态多元且趋于深化。例如，印尼与Airbus合作生产C-295M运输机与“超级美洲豹”（Super Puma）直升机，从授权组装扩展至全球供应链参与；马来西亚与土耳其FNSS国防系统公司合作研制AV8“雷霆”（Gempita）装甲车，纳入本地设计与系统整合；越南、泰国与新加坡也分别展开本地建造舰艇与系统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家如沙特与阿联酋正积极与亚洲国家建立联合开发与生产关系。

报告指出，阿联酋“EDGE集团”（阿联酋国有国防和技术集团）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印度国防部下辖的国防生产部直属的国营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MoU），探讨导弹与无人机的共同设计与生产，并与印尼、马来西亚探讨在地弹药生产与技术投资的可能性。

信任度不足中共角色受限

在亚太地区，中共军工企业在高阶军备市场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主要因缺乏能满足各国对技术转移、互通性与政治透明度的期待，影响其出口竞争力。

这一趋势反映出，能提供可持续、安全与自主发展机制的合作伙伴，将更具长远优势。

IISS指出，随着乌克兰战争与中东冲突的爆发，以及美中印太区域的博弈，也促使多国审慎选择军火供应来源。

美国长期盟友如新加坡、菲律宾与泰国，多半倾向选择与美欧体系相容的装备与训练体系。报告认为，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目前仍与中共国防公司保持持续的合作关系，但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这种合作可能难以维持。

此外，IISS也强调，美国及其防务产业并未直接主导区域生产，但通过盟国供应链整合、技术转移政策与跨国合作框架，仍对亚太军工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尤其在无人系统、网络战与情报监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美国厂商持续保有明显技术优势与出口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