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滑”近年成为热门关键词，以“辱华”谐音，嘲弄高唱民族主义的中国网军“小粉红”们如纠察队般，高举爱国大旗，到处举报有人污辱祖国的行为，并倡言抵制。尤其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期间，受到国与国体育竞技的刺激，各种偏激言论倾巢而出，“DailyView网络温度计”就统计了“2021上半年辱华十大事件”，几乎可说，你随随便便都会踩到乳滑地雷。近日沸沸扬扬的张钧甯硕论事件即是一例，11年前硕论中的“我国”竟也能被无限上纲。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已经高扬成铁板一块，容不下一粒沙的态度也引来反感。

娴熟亚洲问题的英国 BBC资深记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新书《制造中国：近代中国如何炼成的九个关键词》谈的既是过去，也是现代，他回溯历史，对这些依循爱国教条的小粉红现象，以及背后掌权者借由操弄历史所赋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出严肃的批判。本书一开始即指出一个大哉问：当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它会怎么对待其人民、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制造中国：近代中国如何炼成的九个关键词

比尔．海顿先是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者都是世界上唯二人口超过十亿、拥有庞大军队、核子武器，边界争端不断的泱泱大国，却很少有人视印度为国际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则正好相反。许多人都享受了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为何中国仍被他国政府或人民视为保持戒心的对象？

“与世界敌对”的诡异张力，中共官方的论述往往用“百年国耻”如此解释：“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人民面对各种苦难……”于是，与西方势力对抗，谋求民族复兴，成为这段历史的主题，这背后突显的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理应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而当前中国统治者肩负的使命，就是要拨乱反正、回击外来侵略、重返往日荣耀。

这种视民族为自然生成并永恒不断的诉求，十分直观，有利于国家团结和治理，实际上却备受挑战，因为这忽视了上世纪诸如《想像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等民族建构论者提出的创见和思辨，这些学术成果也替中国史研究带来深刻影响；简单来讲，民族国家依循的“一民族一国家”观念，都不是开天辟地即有的，而是后人基于时代需要，就地取材的创造和发明───既然是创造和发明，代表并非无可动摇。不过，此学术主流观点，明显违背作者在书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叫做中国、什么才是中国人’有坚若磐石的观点，且显然决心不计后果的多加利用。进而改写和误用历史，不容质问和挑战。”

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新版)

被发明的传统

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在清帝国危急存忘之时所传入，此观念的引入，并非固体般从Ａ地搬运到Ｂ地，而是液态地经由当地文化的滤网，经过漫长时间而成形，并加入了许多在地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词汇及概念的“不断流变”状态，还有它背后的政治目的。这本《制造中国》就是要还原“中国”、“主权”、“种族”、“国史”、“中华民族”、“国语”、“领土”、“暗沙”、“中国梦”等九个关键字，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变化，并对中共官方的片面断言提出质疑。

以书中最核心的关键字〈中国〉为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天下”观念，鲜少使用“中国”一词，比较接近汉人文化圈的概念，也不用于国名。所以16世纪来到东方的耶稣会传教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没有国名的国家，“中国”一词遂成为外国人指称这东方帝国的方式。耶稣会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在1689年（康熙年间）协助满清和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时，就巧妙的让拉丁文本的“中华帝国”（Imperii Sinici，西方观念的国家）和满文文本的“中央国家”（Dulimbai Gurun，天下的中心）两者并存。到了19世纪，改革志士如梁启超等，开始一连串国名的提议，“中国”一词最后在历史机缘下胜出，而所有的候选名称（比如华夏、中华……）都接受了西方国家观的重新转译，此即学习和发明的过程。

《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版本，另有俄文、满文译本。在1858年（清咸丰8年）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瑷珲条约》。（图/wiki）

〈主权〉一章中，清末权臣李鸿章的苦斗，更显示了在关键字传递和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李氏一生政治生涯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天下观”和西方主权“国家观”之间谋求平衡。对外他趋于现实，在条约中承认，清帝不再是天下的统治者，只是统治单一国家的君王，割地赔款；对内他坚守儒家的清流派，依旧主张传统天下的观念。“中国”就在一外一内的交相作用下慢慢成形，最终混合了作者所谓的“儒家的沙文主义”和“美国的法治主义”，塑造出今日在主权上的“基本教义”派──虽是现代国家，却自视为高人一等（至少是亚洲）的中心或主宰者。

“天下”和“现代国家”两者新旧杂揉，再搭配长期遭受外力欺凌，以及20世纪以来各路统治者特意的情绪催化，逐渐形成一种不容质疑的意识型态，剥夺了观念在输入移转时应该保有的弹性。“种族”、“国史”、“中华民族”、“国语”、“领土”、“暗沙”、“中国梦”各关键词无一不是如此。

作者在本书以“正反合”的写作方法：先谈“现代”（中共官方的宣称）→回顾“过去”（聚焦在特定人物对议题的求索）→“再回应现代”（批评当下的误用），呈现出无论民族、文明、语言、海陆疆域……从来都不是固有的存在物，多半只是权衡局势下的选择。甚至像“南海主权”，其实是民初地理学者白眉初，他没受过正规训练，也没前往南海勘查，只是复制前人的资料（和错误），自己画出一条想像的疆界，在日后民族情感的作用下，将错就错所的结果。

其中的混乱和谬误，则是“关键词”及概念在传递过程必然造成的现象，尤其在为了救国、立国的前提下。宏观来看，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有类似的后遗症，因为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后天的想像和建构，肯定带有许多牵强附会、断然的主张，长远带来的副所用是各国皆然的难题。作者指出，当前中共官方最大的问题，是无视历史的复杂和变动，独尊大我（即书中所言的“中国梦”），禁绝讨论的可能，变本加厉地片面从传统和现代中取材，操弄情绪，锻造出绝对服从的新教条。

这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尔．海顿写道：“一个具有单一的‘核心’领导人，坚定要求民族同质性，不容忍差异，以党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推动社团主义式的经济政策，注重纪律以及基于种族例外主义的意识型态──凡此种种都以国家机关施行大规模监视为后盾。”这样的气氛下，不允许再有一丝“国耻”，也不停改写过去的历史，成为自我合理的强化循环。

比尔．海顿最后回答了本书一开始的提问，他指出：“一个国家相信自己拥有优越的文明，将人民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发展分开来，而且在帝国秩序的最顶端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样的国家一定会被邻国和整个世界视为威胁。”世界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最后往往以悲剧收场。任何神话般的宣传，都应该接受检视。戳破神话，还原历史，正是《制造中国》今日读来的价值所在。当人人都能扮演直言国王裸体的孩子，社会才能凝聚和国家机器抗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