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是“冷战”概念的提出者，并要求美国遏制苏联。

但凯南一直拒绝将“遏制政策”用于中国。

1999年，凯南告诉一位采访者：“在我的观点中，中国人就是亚洲的法国人……他们都知道自己背负着伟大的文化传统。他们也都不喜欢外国人，至少不是特别喜欢外国人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喜欢抱团独处。”“我们自作多情并拥有笨拙的好意，我们渴望贸易或皈依，在政治上天真。有天赋的仆人的奉承和谄媚误导了我们，其实他们逢迎的面孔背后是刻骨的仇恨。我们比不上中国人。”

1950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垮台和中共的胜利让凯南感到安慰，因为它有效地“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影响力消失了”。凯南乐见其成。“我们和中国打交道越少越好，”他在1951年写道，“我们既不需要博取任何中国政权的喜爱，也不需要害怕它们的敌意。”凯南认为美国撤出中国大陆是积极的一步，因为它解除了咒语，让华盛顿在5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重新评估它与中国的关系。此外，他希望美国与中国隔绝的持续时间长一点，所以“我们的人民也许会从中美友好的糊涂梦中醒来，也不会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抱有过多愚蠢的道德义愤”。凯南建议，直到这一时刻来临，在此之前美国人“最好远离中国人。他们现在就像火焰前的飞蛾，就等美国人靠近”。

20世纪60年代，有关美国是否应当承认中共政权，或是否支持中共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凯南一直态度暖昧。无论这两个举措会产生什么益处，它们都不太可能改变中国“对我们的厌恶，也不会改变它决心将我们的影响力和活动从亚洲和远东驱逐、锁住、定住或赶走”。凯南相信，从长期来看，中国最终将会出于必要而醒悟过来，寻求和美国交涉：“当逆境的纪律完成使命，当自负和兴奋的人民学到教训，当现在扭曲中国政策的反美思想和其他幻想完全破碎——正如多年指引美国对华政策的幻想那样——也许新的时代就将降临，美中关系不再是一边抱着恩主的态度，另一边报以傲慢和憎恨。它将会实现巨大的可能性。”

凯南在1970年建议美国不要对中共期望过多：“他们不太可能会伤害我们。他们也不太可能帮助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最终学会不打扰他们：各走各的路。”

1973年，凯南建议华盛顿只要和北京保持“在表面上礼貌、尊重的关系”，只谋求“最低限度的”文化和思想交流。1977年，对于那些渴望美中友谊和美中伙伴关系的人，凯南评论道，他“看不出这种观点有什么基础”。他断言，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重合，我们也不应该假装重合。两国应当“在可合作之处合作，在不可合作之处尊重差异。尽管我们存在着差异，看看我们目前能否相当和平地共处，互相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能太少”。

凯南在1996年的日记中，重申了他的看法，令人震惊地无视了中国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我看不出来，与那个国家更加密切的政府间关系能让我们获得什么。我希望看见，我们对待他们的外交态度是最完美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不打什么交道。在我们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的领域，坚定地——和他们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提出的一样——对待他们。这些原则将会适用在贸易以及其他领域。”凯南在此格外不屑于和北京在贸易或人权方面打交道。他建议，“我们应当提防我们的贸易界不要在商业事务上广泛地依赖中国”，我们应当“在现在或未来，一劳永逸地停止尝试在人权事务上敦促中国政府”——因为人权“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

最后，在可能是凯南有关中国写下的最后一份评论中，他在2001年——当时97岁——写道：“我未能理解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对那个国家的迷恋……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爱上我们。一旦利益出现冲突，我们首先要诉诸传统外交机构。这种问题在大国之间很正常。如果问题难以解决，也没有必要将中国视为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接受友好谈判，也没有理由将中国视为主要盟友。在两种情况中，我认为我们都没有理由过分渲染两国关系。”因此，凯南从未背离过他的立场——及建议——除了必要情况，不过分关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