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我是在一位家教学生家里看到电视新闻的。他是东山高中的高三生，父亲是台商，父母离婚，家里住着从中国来的小妈与一个年幼的妹妹。电视里的画面反复播放着坦克开进天安门的景象、民众的尖叫与烟雾，那是一场肉眼可见的梦魇，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青春辗成血迹。

不久之后，台湾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90年三月，野百合学运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展开。那年我亲自到现场静坐了五天，一边晒太阳、一边喊口号、一边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什么叫“历史在发生”。我并不特别勇敢，只是一来年轻有傻胆，二来是真的相信李登辉。我总觉得他虽然出身威权体系，却站在人民这边，是那种可以“里应外合”推动政治转型的角色。

就在那次运动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德国的大学免学费，只要愿意学德文，就有可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运动结束之后，我回到日常，考上台大电机研究所榜首，报名了德文课，一边念硕士，一边准备去德国留学，决定给自己一个崭新的未来方向。

几年后，我真的到了德国，在柏林生活、求学。在柏林工业大学，我认识了一位台湾来的学长，他是早年参与台独运动而被列入海外黑名单的人。因为不能回台湾，他只好留在德国成家立业。他告诉我，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只能把照片寄回去给爸妈，连见上一面都不行。

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民主不是凭空而来的恩赐，而是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代价。如果台湾那年没有走上改革，而是像六四一样用坦克辗平广场，那么我可能连出国念书的念头都不敢有。学运领袖们会不会坐牢？我自己，又会落入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会不会变成彼此互相监视的社会？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还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吗？

那样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而我，又会是谁？

今天我们回看那个历史分岔点，会发现人跟国家的命运其实紧紧相系。如果那年不是选择改革，而是选择镇压，今天的我，或许连这段文字都写不出来。不只写不出来，甚至不会去想、去问，更不敢去记得。

但我们走对了。

我从广场回到教室，又从教室走到了柏林，从那位学长的故事中学会珍惜所拥有的自由，也开始明白，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的事，它会渗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提醒我们如何继续前行。

我仍常想起那年，在东山高中学生家中看到的电视画面，心里问：

“中国会这样，台湾不会吗？”

但我终究还是去了野百合的现场，为何我不害怕?那五天的静坐，也许什么都没改变我，但也悄悄种下了一颗我自己都没发现的种子。

我们曾经差一点就一样了。而如今，因为没有一样，我们才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

在最深的黑夜里，我发现我的内心藏着一个不可战胜的黎明。而我们那年，就是不让坦克辗过我们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