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夫妻，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实说的都是平常话，却在1957年被双双划为右派，失去职务。直到1961年，又才重新安排工作：丈夫陈铭德分派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做书画组顾问，每天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书画家准备笔墨纸砚，端茶倒水；妻子邓季惺则做了小餐厅顾问，在忙里偷闲中，琢磨起了四川泡菜，并拿它做成了一手绝活。
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两人就是打杂的，了解底细的却都知道，这对老夫妻也曾叱咤风云，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的老总。
1949前，两人创办的《新民报》，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报社，同步出版不同版本的新民报，分别是重庆版、成都版、南京版、上海版、北平版。报社遵循同一个办报方针：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报社鼎盛时期，因发行量大，读者面广，广告多到要挤占副刊版面。
在同行眼中，陈铭德、邓季惺夫妻是天造地设的黄金搭档。陈铭德长于编织社会关系，在国共双方上层都有很好的人脉；妻子邓季惺则善于运作，有经营头脑。两人联手，堪称珠联璧合。
事业做大之后，邓季惺每到一地创业，都要同时为自己落脚造房。她在南京、重庆、成都、北京，都建造过花园式的小楼。南京的花园洋房，取名“鹣庐”，当年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样板，接待过美国参观者。抗战爆发迁移重庆，她在江北购买了一块土地，盖了一处房子。1943年前往成都发展办报，又在金沙街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座红砖二层小楼。1949后一家人搬到北京，仍还盖了一幢300多平米的三层洋楼，地点在南长街，院墙外就是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园，距天安门广场只有几步之遥。住到文革，邓季惺一家才从这里迁出。
建房需要资金支撑，这和新民报的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在办报方向上，新民报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官方约束。最初，新民报只在南京一地出版。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面临陷落，《新民报》迁往重庆。当时大批文化人也云集山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广结名流学者，联络他们经常为报纸撰稿，使新民报发行量大增。并通过郭沫若与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事业发展也日益兴旺。
也在此时，新民报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1944年，重庆《新民报》刊发该报记者赵超构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因报道对中共多有美言，涉嫌影射政府独裁，引发当局忌恨。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对当局的腐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评立场，时常和“党国”的重大决策唱反调。尤其是南京版的《新民报》，处处和国民党抬杠，国民党提出“军事第一”的戡乱政策，《新民报》的社论就高喊“生存第一！和平第一！”。蒋介石过六十大寿，《新民报》则刊登《慈禧太后做寿》。蒋介石当选总统，《新民报》便刊登小品《袁世凯当皇帝》。总之是要让老蒋不痛快。
更过分的是，《新民报》凡是发表对国民党不利的消息，总是要加上黑框粗线，使其醒目突出。如1948年1月3日刊载的《从东北之战看华北之战》，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失利，将导致华北战场难以固守。1月10日的《大别山的锯屑》，透露了刘、邓部队在大别山区的发展壮大。4月15日的《看西北战局》，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勾心斗角，互不支援的内幕。5月20日、23日的本报专电，报道了平郊、临汾、承德、古北口、老河口等地解放军的战绩。5月27日的《从春到夏的东北》，则向读者传递信息，东北一万三千多公里的铁路，百分之九十已为解放军控制，全线畅通无阻。
类似这样一系列无所顾忌的报道，最终使国民政府忍无可忍，遂于1948年7月，以“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等罪名，勒令《新民报》南京版永久停刊。报社负责人邓季惺也上了黑名单，为避免不测，只能远走香港。
半年后，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邓季惺从香港乘船回归。一路上，邓季惺都在想着自己的新民报，她很想了解新政权对民间办报的态度，为此特地问了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答复很明确：可以。
对此，夫妻二人都很兴奋，心怀激动地商讨筹划如何全面恢复新民报业集团的新闻业务。陈铭德对未来更是充满信心，他对妻子说：“天明了，反动派垮了台，人民坐了江山，在光明的世界里，自由的空气中，我们的报纸，过去在反动派统治下抑郁难伸的报纸，应该可以扬眉吐气，获得无限制的发展了……”
但很快邓季惺就发现，情势的发展并非如他们单方面所想。在到达北平不久，邓季惺便遭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北平《新民报》的部分地下党员，在根本不通知她的情况下，就在报上刊出一则《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宣布报社的一切事务，今后归由从工人中选出的职工委员会管理，与资方完全脱离关系，这让刚刚得到夏衍承诺的邓季惺大感意外。在上海，准备恢复《新民报》上海版的陈铭德也面临同样的局面，他被排斥管理之外，每天只能读《七剑十三侠》打发时间。
邓季惺找到周恩来，就面临的问题提出询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周恩来回答说：“可以。”
但报社已经完全不受他们控制，经过一番上下奔走，夫妻俩最终认识到，新时代并没有给私营报业准备位置，愿不愿意都只能放弃。1950年，成都、南京两处报社结束营运，1952年重庆报社结束营运，北京新民报被北京市委以两万元价格收购，上海报社则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新民报》（北京版）被政府赎买后，人员、社址、印刷厂转由北京市委宣传部接管，用《新民报》的名义过渡了半年后，改为《北京日报》，邓季惺担任顾问。仅存的上海《新民报》后来改为《新民晚报》，任命陈铭德担任顾问。
两人的工作，也从新闻媒体，转入行政事业。陈铭德担任过北京市社会福利局副局长，邓季惺则担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这一对创办了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后，一直谨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受到冲击。破四旧时被抄家，赶出了南池子自建的小洋楼，搬到了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
陈铭德夫妇搬家后，章立凡去拜望过两位老人。那天，章立凡悄悄地登上公寓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在章立凡印象中，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但见面时感觉只剩下了小心翼翼。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与陈铭德夫妇是交往多年的朋友。但身处动荡年代，彼此已经不能随意见面，只能通过章立凡充当信使，往来传递消息。
有一天，陈铭德问章立凡：“你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章立凡说：“十元。”陈铭德就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陈铭德还交代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同他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
叫儿子同父亲“划清界限”，这话怎么听起来都很怪味。但在那个年代，即便亲密朋友的儿子，陈铭德说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2021-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