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外界对温家宝有不少误会和疑问，有说他是影帝，有说他在中共干部里相对正直，有说他善察言观色如何爬上高位的，等等。本文就这些误会和疑问，为他辩白，还其历史事实的真相。其实，他是中共干部中始终坚持宪政改革的官员之一，由于他没有当上一把手，所以未能做到改写中共“改革开放”历史的心愿，对他本人或对国家不无遗憾！
余杰撰写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1］一书，我是从《美国之音》广播中听到的，大感意外！
余杰于1973年生于成都，从小就有文学天赋，13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1998年他出版了随笔集《火与冰》一书，自称为“抽屉文学”，名声雀起。他介入民运活动，与刘晓波和成都“秋雨教会”王怡教授关系密切，大概因为如此，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违约不接受其入职，对簿公堂。他的恩师钱理群教授与我颇有交谊，书信往来，现在带在身边就有2011年1月8日来书：
孔伏先生：
大札奉悉，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那篇发言后面还有两大段文字，尖锐地批评了当下五十岁上下及三、四十岁的学者在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上的问题。最后发表时全部删去。或许是害怕得罪现在学术界的权势者以及未来学术界的权势者吧。我的发言大概是触犯了当今学术界的“潜规则”了。
我已退出学术界，自然说话没有顾虑，但别人还要在学术界混饭吃，就只有让我噤声了。
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可是，只有向你发发牢骚了。
匆匆写此致
新春的祝福！
钱理群
1.8.
知道余杰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后，我向钱理群教授索要了余杰的电话，当拨通电话后我迟疑了，因为在电话里无法简要地为温家宝总理辩白。因此我在电话里说了与钱理群教授的关系，仅是向他表达了对其目前情况的关心与问候，两三分钟就结束了通话，不无遗憾！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当时北京警察约谈余杰，询问《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事，定性该书为“侮辱国家领人”。此事如何处理，当然要征求温家宝的意见，但余杰却不仅没有受到刑事惩罚，而且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于2012年1月12日顺利出国抵达美国［2］。余杰出国前，据说是因为茉莉花事件受到当局酷刑，并非温家宝指使。这至少说明温家宝为人正直大度，没有与余杰计较，放了余杰一马。这种事如果换成其他中央领导人，那么余杰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仅他出不了国，而且还可能在监牢里关上三、五年。
近日《大宇拍案惊奇》节目主持人李大宇先生给我发电子邮件中云：“刘先生好！久仰大名，期待交流有时候我也奇怪，温家宝相对正直，他这样的人，是怎么走入中共权力核心圈的呢，而且当初是在江派独揽大权的时代。真的令人费解。”
李大宇这一疑问，实际上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和疑问，故有必要撰写此文为温家宝辩白，还历史的真相，以此回答余杰、李大宇等人的疑问，消除外界对其误会和误解。
温家宝于1942年出生在天津一个世代书香的教师家庭，性格温文尔雅，平以近人，上进好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硕士毕业。那个时代的大学与现在大不相同，虽然有文理分科，但还是很重视对学生的人文科学基础知识的培养，不像现在这样文理绝对分开，泾渭分明。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有着扎实的人文科学素养，文字功夫不错，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地矿局，这期间与胡锦涛相识相知，交情不错。由于他工作认真务实，踏实肯干，人缘关系又好，所以地质部长孙大光成了他的伯乐，调入地质部，于1983年昇任副部长［3］。1985年在中央组织部物色推荐之下，胡耀邦总书记亲自面试交谈，具有强烈改革开放意识和坚定宪政理想的温家宝被相中，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为改革开放大潮的干将王兆国。随后王兆国下放煅炼，去福建任代省长，温家宝于1986年顺理成章地昇任中办主任。他任中办主任，经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和江泽民代理总书记，因此他在中央工作资格老。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实际上也是隔代指定了他为总理。
他组织原则性强，与邓小平相处时间早，关系良好，但邓小平为何要做如此安排呢？这就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政治风云变幻有关了。
十年“文革”浩劫，给中共和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痛定思痛，中共党内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走宪政法治道路，长治久安，才能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命。当时邓小平的理念也是如此，现在拿“六四”发生后对邓小平的评价来看他的过去，有以今度古之嫌，对其功过不分是不正确的。其实，邓小平有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心思，只是没有做到而已。
当时中共党内面临著对毛泽东做出历史定位与评价，以利于实行“改革开放”，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启立等人在邓小平、胡耀邦授意之下，团中央中的高干子弟赴各地活动演讲，向成千上万民众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丑行以及“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高干子弟演讲者知道内情多，毛泽东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演讲日夜不停，广大民众听得津津有味，外来旅客流连忘返，影响广泛，大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全面否定毛泽东！
此事震惊了中共中央，中共元老、中央领导人和军中将领议论纷纷，毛左势力与守旧势力、宪政改革势力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大打出手，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守旧元老陈云出面对邓小平说，全盘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中共，也就否定了你自己，这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先把团中央那些人召回来，然后由中央组织开展大讨论。于是邓小平召回了团中央外出的演讲者，经过数月的大讨论，多数人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应该三七开，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其晚年犯了重大错误。在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只能够“摸著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得着老鼠的，就是好猫”，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但他错误地重用了骨子里忠于毛泽东的伪君子胡乔木主掌中宣部，使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未能进行到底。特别是胡乔木撺掇邓小平制定了“坚持四项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了极大地反感，被讥讽为麻将牌的“四条杠杠”。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也有冲突矛盾，更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悖。特别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直接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定，这就堵死了政治改革的道路，“改革开放”只能够限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一触及政治改革问题，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就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事，反对政治改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搞得邓小平无言以对，犹如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
不仅如此，胡乔木、邓力群等把持着中共的宣传机器，控制宣传舆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打击镇压宪政改革势力。邓小平出于实用主义搞掉自己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并镇压六四，史上留下恶名。他在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面前抱怨说：中国总得有“一个说了算”，“只能有一个婆婆”［5］。但他至始至终没有接受西方民主理念，更没有为六四忏悔，或许是他太自信固执使然。这使得他晚年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在党政分开改革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发生动摇，没有了过去那种坚定的信心［6］。
在如此激烈的党内派系明争暗斗中，温家宝能够立足不败，主要是性格温文尓雅，谦虚谨慎，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为人正直，组织原则性强，从不拉帮结派。他当中办主任，深刻认识到中办就是搞好中央领导人和元老们的服务工作，上传下达，与党内各派系势力接触相处都是工作关系，在处理人和事上做到冷静沉着，实事求是，考虑全面，慎重严谨，留有馀地，在中央留下良好口碑。譬如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后来到在思想理念上与邓小平都发生了分歧冲突，缺乏沟通，他就经常去邓小平家汇报工作，使其有所了解知道，见机为胡耀邦、赵紫阳说些好话［7］。他在中央工作时间长，资格又老，与邓小平、陈云等八大元老和中央领导人关系良好，为什么邓小平隔代指定接到班人不是他而是胡锦涛呢？其实原因十分简单明了，因为他生性善良，缺少心狠手辣，又有宪政改革思想理念，怕他当上接班人总书记后难保不为“六四”翻案平反；而胡锦涛在西藏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镇压藏人毫不手软，不会为“六四”翻案平反，保党永不变色。温家宝有务实肯干精神，做总理比较适合，又有胡绵涛管着他，不致于擦枪走火，偏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江泽民去上海当市长，就是胡耀邦提拔重用，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了邓小平备用的棋子。“六四”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都在看邓小平的笑话，企图乘机推其自己人上台，几个政治局常委争执不下，哪知邓小平匆忙中却用上备用棋子江泽民代总书记。反对者指责江泽民没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所以他要依靠温家宝在京城为其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他的军师曾庆红只能屈居中办副主任。实际上，温家宝有恩于江泽民、曾庆红，但后来他们却恩将仇报，与温家宝反目成仇，损害其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