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灌输，为什么收获的是保守的右派？

福克斯新闻在其周末头条一语惊人：“数据显示，Z世代是几十年来‘最保守’的一代。”AtlasIntel的数据显示，特朗普在该年龄层的支持率已达到52.7%，AP VoteCast也记录到年轻选民支持率从2020年的36%上升到2024年的47%。

对许多政治学家和民调专家而言，这是一场“理念背叛”；但对Z世代自己来说，这是一场迟来的“真实觉醒”。

Z世代成长于一个左派文化完全占主导的时代。他们出生时，主流媒体早已被自由派价值主导；他们进入学校时，“多元、公平、包容”已成为教学信条；他们踏入社交网络时，言论边界早已用“政治正确”画出雷区。从小到大，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再以知识为核心，而是以身份为起点、情绪为尺度、立场为武器。

在课堂上，他们被要求为自己的肤色道歉；在校园里，他们必须认同“性别是流动的”；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必须随时声明“支持正义事业”；而一旦稍有迟疑，就会被贴上“恐跨”、“种族主义”、“法西斯”等标签，被“取消”，被封号，被逐出话语场。MeToo运动，一开始是正义的觉醒，后来演变为一场“性别战争”，男孩从此活在随时被毁灭的阴影下。

现在Z世代逐渐意识到，所谓的“觉醒文化”不过是一场掩盖既得利益的装饰，是一种新的阶层歧视，是特权阶层对普通人施加的道德勒索。他们不是反对环保、平等、包容这些理念本身，他们反对的是这些理念被滥用为权力工具、变成思想控制、行动威胁、言语审查的武器。

于是，他们开始反抗。

他们开始重新拥抱自由言论、传统美德、市场经济、宗教信仰、父权结构——不是因为他们变成“老顽固”，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曾被摧毁，所以他们愿意重新拾起。他们正在走出乌托邦的废墟，回到现实世界的土地（杨大巍《年轻人反了：左派灌输20年，收获保守派？》）。

一点感想：事情变化的根由往往是在深层。几十年的灌输与强制，收获的恰恰是相反的结果。

伊朗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伊朗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伊斯兰革命以后，霍梅尼为核心的教士精英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制度。这套制度不仅违背了他们对伊朗人民的承诺，也公然站在人类文明的反面。这套制度放大了人性的黑暗也夺走了伊朗的未来。

众所周知，伊斯兰革命（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伊朗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霍梅尼领导下的教士精英们构建出一整套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与安全制度；对社会施行一种金字塔结构的，从上至下多层级的控制。在这套制度的本质是一个以什叶派神学等级制为基础、以宗教合法性为核心权威的统治结构。可谓是等级森严、体系完整。马尔贾（Marja-e Taqlid）是这个结构的最顶端。虽然名义上是什叶派宗教学者，实际上是“大法官+教宗”的结合体。霍梅尼和哈梅内伊都是马尔贾。然后就是阿亚图拉（Ayatollah）与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的高级神职人员，不仅可以释法还有宗教税收的接收权。再往下是胡加特·伊斯兰”（Hojjat Islam）。他们是中级神职人员，多为清真寺领袖、地方法学家或准政治干部。最下面一层是塔勒贝（Talabeh）。他们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教士阶层的“预备军”。主要在地方清真寺、伊玛目学院、国有机构实习传播政权思想。

伊朗把这套宗教结构嵌入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每一个权力节点，并成为真正的国家神经中枢。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神权掌控的现代奴隶制官僚国家”。看似神权高高在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控制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人民好像可以民主选举，但选来选去的结果都变回到对神权体制的维护（如是大牛哥《他们如何通过构建社会法则让伊朗走到今天》）。

一点感想：伊朗会发生政权的更替吗？目前来看是困难的。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内衣不在了，在这个深层的结构基础上，还会复制出一个同样的权力。

平克：不要被“后真相”这个说法误导

至于“后真相时代”，记者应该弃用这一俗语，除非他们想用它来表达嘲讽。“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来自于人们看到有些政治家——特别是某一个政治家——谎话连篇。但政治家从来都会撒谎。人们会说，在战争中，真相成了第一个牺牲者，这一点在政治战争中同样如此。

“后真相”这一俗语的另一个来源是近年来无处不在的“假新闻”。但这也不是新近出现的问题。詹姆斯·科塔达（James Cortada）和威廉·阿斯普雷·（William Aspray）即将出版的新书的标题——“假新闻之国：美国谎言和误读的漫长历史”——就指出了这一问题，尽管这类漫长历史绝不仅限于美国。《锡安长老会纪要》，这份伪造的声称犹太人阴谋征服世界的秘密会议纪要，在随后几十年里让很多知名人物信以为真，包括工业企业家亨利·福特。关于某些少数群体背信弃义的谣言则煽动了无数的大屠杀、私刑处死和致命的种族冲突。

相信假新闻正在取代真相本身，这一信念需要得到事实的检验。在分析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假新闻后，安德鲁·格斯（Andrew Guess）、布伦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贾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发现，假新闻只占互联网新闻极小比例（远低于1%），而且这些假新闻主要针对很难被说服的党派死忠粉。假如你是一名狂热的右翼分子，一旦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比萨店是希拉里·克林顿参与的虐童组织的大本营，你很可能就会信以为真，而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我们应该弃用“后真相”这一俗语的主要理由在于，它是有害的，可能还会形成自我强化。它会使得我们弃理性和真相于不顾，用我们自己的谎言和恐吓与坏人的谎言和恐吓作斗争。但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斯蒂芬·平克《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生活在后真相时代》）。

一点感想：后真相意味着人们不再相信真相，不再相信事实。在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主要来源的今天，这似乎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而后真相的说法，正在成为一种可怕的自证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