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同学的妈妈调到蔬菜公司当副主任，便介绍我去当临时工，每个月工资三十元，比正式入职员工少六元。我很欢喜，毕竟有了一份稳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样可以看书，也可以躲开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讨厌男孩。
我打着四方块的背包，脸盆里装了两本《鲁迅全集》、两本《列宁全集》满心欢喜地工作去了。那个镇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车站所在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有机务段，不管客车火车都要在这里加水或者换机头。有军需供应站、省木材转运站，还有一些厂矿企业，比起陇西县城是一个更加外向型和包容的地方。
我们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紧靠火车站的主街上，汽车总站旁边，军需物资站的斜对面。前面是门市部，后面狭长一条五间砖瓦平房是宿舍，再后面有库房、菜地和猪圈。
职工连我一共是八个人。J主任是转业军人，大概是据1962年中央“关于选调转业军人到商业服务部门”的指示分下来的。他是河北人，大高个子，一天到晚黑着脸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铁路上机务段的家属。小L比我大三岁，是正式职工。萍萍妈是我们厨师，因为萍萍是智障儿需要照顾，她只负责我们每天两顿饭。小S是业务加采购，不在门市部上班。L大爷既是门卫也是库房保管，还兼喂猪种菜。
宿舍的第一间是值班室，我和小L住第二间，小S住第三间，J主任住第四间，最后一间是厨房，L大爷住在后门门房里。老P、小Y、萍萍妈都是当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们的工作忙闲不固定，大头在于单位采购，有时候为军车上补给，一个人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都不够用；闲的时候门市部一天只光顾二三十人，也就几十块钱的零售营业额。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不忙的时候就主动给L大爷打下手干别的活。L大爷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样样地教我。我挑水种菜喂猪，看着小小的萝卜苗、茄子秧一天天长大结果，很是高兴。L大爷还专门给我划出一小块地，让我随便种什么。
L大爷把土炕刨了做肥料，还教我打土坯盘新炕。打土坯的时候，挽着裤腿光脚丫子，用长方形的四块木板条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来“三锨八杵子，四个脚底子”——也就是三铁锨土，用杵夯八下。L大爷力气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则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个角各跺一脚，打开木条，整齐地把土坯摞起来晾干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着脸，让人感觉后脖颈子发凉，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是有一次总社来人想打发L大爷回家。J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在没有合适的人来之前就让他干着吧，多一个人也不多。还有一次J主任的女儿来看他，因为他女儿和我弟弟同一年级，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总有些共同语言，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说说笑笑，J主任看着我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我们除了正常上班，除L大爷之外的其余七人要轮流值班。说穿了不过是在值班室里守着电话机，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我到了两个月只接过一次军需供应站的电话，要求我们补充蔬菜水果，估计是过军车需要。还有一次让我们连夜上街欢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欢值班，因为每值一次班，就有三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我回家的车费便有着落了。但是奇怪的是，小L不太喜欢值班，每次轮到她值班就情绪不高。
记得好像是深秋季节，一次轮到我值班，小L恰好请假回县城，小S去外地采购，晚上就剩下我、L大爷和J主任三人。那段时间我们宿舍里还不能生火烧煤炉，但是值班室有一个大铁皮煤炉已经燃起来了，我早就盘算着值班时要借着煤炉的热乎劲儿大洗一通。平日里没处洗澡，秋风瑟瑟下人缩手缩脚的，已经好多天像“猫洗脸”随便划拉划拉，手上的皮肤都皴爆皮了。
小L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我说：你放心吧，有J主任还有L大爷，小偷绝对进不来。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晚上我在整个院子巡视了两遍后，挑了两桶水回屋，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然后我擦了一个澡，又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两把椅子上，围着火炉晾了一圈，弄得值班室热气腾腾。晚上十一点钟出去倒水的时候，见J主任在门口抽烟，问我为什么还不歇息？我还特意表现说：“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样子。”
最后我在房间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锁“咔”的一声碰死，这才准备歇了。临要睡觉时看见脸盆里的热水，犹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脱下来洗了，想着明天早上一准就干，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谁知半夜里突然发现我的被子上面躺着个人，满嘴酒气。我惊得一身冷汗——明明锁门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只听那人用“公鸭嗓”说：“小金，我们玩玩。”这一声“小金”，让我分辨出来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被教育要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写作文大家都说要做雷锋、王杰、刘英俊。父亲也常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争。我没想到会遇到领导这样的坏人。我因为没穿小背心，裸着上身，不敢起来，就拼命裹紧被子往里靠。他发现我默不作声，就得寸进尺一边抱着我的脸乱啃，一边伸手在被子下面乱摸。
我虽然慌张害怕，但也知道在这个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L大爷远远地住在后门那里，就是我大声喊，别说他耳背听不见，就算听见，以他的腿脚什么时候才能走过来呀。J主任力气大，我一时挣脱不出来，躲避的过程中头碰到枕边放的应急灯。
我屏住气，急忙伸手打开应急灯晃他的眼睛，趁着他眯着眼睛的光景，光着脚飞快跳下床，从晾衣服的竹竿上随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围了一圈，又用脚把小板凳、脸盆踢得叮呤咣啷，并无意中摸到了捅炉子的铁钩子。我一手举着应急灯一手拿着铁钩子，大声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许没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也许是被应急灯晃得睁不开眼睛，竟然迟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个前院就我们两人，回过神来便肆无忌惮地上前夺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过他，看着电话，心里飞快地盘算，是随便拨一个号码呢，还是用电话去砸他？转盘电话拨打起来比较麻烦，省事的做法是把电话朝他扔出去。他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电话，许是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嘟囔了一句拉开门走了。那时候电话属于战略物资，无论是毁坏还是随意拨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会被追究责任。
我赶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这才发现刚才光脚踢小板凳把脚指甲劈了。抬头看见值班室的闹钟，是凌晨三点钟。我浑身发虚地一点点回忆，想起小L临走前的嘱咐，以及她每晚锁门之后还要在门前挡一把椅子，想必她也吃过这种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碰锁上有个按钮是可以从里面锁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这一点，他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啊。我也十分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贪恋热水。
第二天门市营业，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横眉怒目地站在离J主任远远的地方。老P发现我的异样，问我出什么事了？我没有讲。后来，我找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反映情况，单位领导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说，正好总店有一批库存很大的蔬菜需要人到基层销售，你就留在总店吧，不要回分店了。于是我再没回去过。不久，我还碰到过一次J主任的女儿，她想要和我说话，我假装没看见转到一边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总店是怎么处理J主任的。
1971年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需要任何动员，就报名插队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去哪里呢？
2025-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