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一名44岁的男子捅伤了在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的男孩小沈。这是近三个月内的第二起袭击日本小学生的恶性事件，而这一次，没有了三个月前苏州校车遇袭事件中的跟车阿姨胡友平挡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这名10岁的小学生是日本国籍，他的父母分别为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他是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网络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小沈的母亲满手鲜血，痛哭失色。次日上午，10岁的小沈停止了心跳。而广东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受害者8时15分被送达医院，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
深圳：沉默的致意
9月19日下午，花束和卡片源源不断地被放置在深圳日本人学校门口。“深圳日本人学校”被人用医务室的一扇屏风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学，改革开放年代成长的北方人雪山翘了班，下午三点就到了悼念现场。他小时候看过不少日剧和日漫，《聪明的一休》、《七龙珠》都是童年难忘的回忆。现场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有几个还是他认识的“老蛇口”。他有些失望，“深圳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只来这么点人，文明程度和经济地位不匹配。”
“深圳日本人学校”被人用医务室的一扇屏风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
年轻人去哪儿了？“大部分都在上班。”十几个日本记者倒更显眼，他们戴着相机背着背包。多数是男记者，相比中国人随意的短袖短裤，在南方炎热的夏日里，他们的长袖衬衣纽扣没有一粒解开，西裤皮鞋工作证，一副标准职人模样。学校不大，在一条小巷里，没有风，来悼念的人被堵在主干道上，闷热让人心烦意乱，而他们仍保持着职人的敬业，席地坐在路坎上开始敲电脑写稿。
三个小时里，每隔两三分钟，保安就以花束占道妨碍车辆进出为由，把花搬进校内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六点的时候，死水一般的平静被一个女孩打破了，她要求保留花束。但保安并不理会她，直到众人上前力争，才得到保留花束到晚上九点的让步。
保安就以花束占道妨碍车辆进出为由，将花束撤出校门。
我在花店遇见小鱼。老板说，平常一天只有八到十单，但晚上不到八九点，就累积有了二三百单。剩了好些玫瑰——这不合适送给逝者，还有一旁的满天星可以选。满天星是老板找其他花店紧急讨还回来的“花债”，一簇分成了两把，略显单调，又各自添了七朵黄玫瑰，给了我和小鱼。小鱼住在日本人学校旁的小区，下了班来的。她说，很多朋友不知道小沈遇害，也不谈论这件事，她和他们好像活在两个世界。就在自家不远处发生的事，她不可能坐视不管。
附近的另一个女孩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深圳的天气和食物并不令人适应，但蛇口，“好得不像在深圳”。蛇口是一个外国人密集的区域，“党群服务中心”有国际窗口和多语言居留手册。街边中医按摩店招牌也是双语的，许多店家会讲英语。“这个男孩倒在这样的社区里，抢救是在我日常去的医院，我格外震撼。原来我感受到的开放与包容，在一些人眼中是仇恨。”
路上，有个妈妈牵着穿蓝色校服的儿子走在我和小鱼前面。男孩毫无顾忌地刚吐出“日本”两个字，就被妈妈用手捂住了嘴。天色如墨，我们沉默着，穿过黑黢黢的巷子，到了学校门口。花束的种类繁多，有黄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星星灯爬在花束上，撒下温柔的光晕。
校门口悼念的花束汇成了一片花海。花束的种类繁多，有黄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
现场的人没有心情说些什么，献完花后便站到一旁，或者坐在学校门口对面的路坎上，陷入了沉寂和无所事事的迷茫。耳边只有夜间飞机掠过发出的轰鸣，和学校旁小区围观居民隔着紧闭的侧门的窃窃私语。时不时有不明就里的人，骑着电动车想从侧门进小区，被保安大声劝导去正门。
学校旁小区的围观居民
有个爷爷骑了自行车，后座带了一个小男孩，被拦在门外后大声争辩了几句，无果，气愤地调转车头准备离开。小男孩看到摆了一地的花，奶声奶气地问：“爷爷，今天是什么节日呀，要送这么多花？”爷爷没答。现场的气氛凝固了。又有一个外卖员来了，黑色的包装纸裹着一捧黄白菊花。
没有话语，没有眼泪，没有故事，没有戏剧性，只有沉默。
景田是在深圳长大的，跨了几个区来到现场哀悼。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资公司林立，在这里发生了仇外事件，震惊之余他也觉得耻辱。“苏州校车事件时有人挺身而出，一个孩子在深圳被杀死了，如果没有人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就只是沉默，我会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很耻辱，作为一个人我也觉得耻辱。”
他不满足于只是到场，他想知道他能为受害者和家属做些什么，也想和现场遇到的朋友讨论讨论。可他听不到家属的任何声音，现场也没人说话。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不能释怀。
东京：室内悼念会
9月19日，一个在日华人Line群组里的不安是从早上8点32分开始的，日本东京电视台的新闻速报说，男孩已经确认死亡。
“在日华人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有人说，“我们应该喊话政府重视同类事件，不要像处理苏州事件那样，向社会传递错误信号”，这位发言者还说道，“如果不做点什么，在日本遭遇什么都是我们活该”。
学者马嘉嘉也在群组里，前一日他看见了新闻报道，“但当时没有任何报道提到小孩的伤势，以为不是特别严重”，但转日，他就看见孩子去世的消息，当下第一反应是尖叫了一声。他很快就决定发起一个守夜活动，“孩子的离世让人悲愤难耐，作为在日华人，必须要发出声音”。
尽管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但他并没有组织公开活动的经验。白天，马嘉嘉先是跑到了新宿站的警署，那里是日本人流量最大的地铁口之一，常有各个族群的游行集会在这里举行。“我的日语一开口，警察就知道我是中国人”，接待他的日本警察看过了新闻，很友好地回应了他的问题。他还去了另一个地铁站高田马场，那边的警察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悼念，起初很谨慎，后来问了他活动目的和诉求，就开始跟他讨论起细节来。但最终，因为室外点蜡烛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守夜悼念活动改到了民房室内。
东京时间晚上七点，人们带着花来到了早稻田的一所建筑内的民房，这个方正的房间没什么装饰，三面墙上都是书柜，最显眼的是作家傅国涌和野夫今年刚出版的几本书，一些在日华人们平时会拿这儿放电影、组织论坛。
活动定于七点开始，室内起初聚集了三十多人。白色的桌子放在最前头，供人献花。
东京室内悼念会现场
来之前，有人在群组里分享了自己去买花的经历，在花店，她告诉老板娘是买给在中国遇害儿童的，老板娘一下子就红了眼圈。“老板娘流着泪说了好多次感谢，反过来还安慰我日本也有很多不好的人，国家之间的问题和普通人没关系”。
接近九点，还有人走进来献花，此时已经来了五十多人，鲜花堆在白色桌子上，有雏菊，有百合，有马蹄莲，幻灯片打在桌后的墙上，那是一张流传的网图：在事发的学校门口，一束鲜花的卡片上写着，“孩子，对不起。深圳人。”
悼念会放上了一张网图，是深圳市民自发前往事发学校门口献花悼念的照片。一束鲜花的卡片上写着，“孩子，对不起——深圳人”。
马嘉嘉穿着灰色西装，在现场，他说起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以及作为个体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悲伤、悔恨和愤怒，“肉眼可见反日仇日的浪潮袭来，（我们）却没有任何有效方式可以阻止它”。
在自由发言环节，一位穿着黑色裙子、戴珍珠项链的女士用日语说了一段话，语调很轻柔，说着说着就哭了，台下的一些人也跟着哭了，下来之后，她旁边的男生给了她一个拥抱。我起初误以为她是日本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十年前来日本的，她叫明霞，在东京经营一家公司。她说，十年前她带着孩子来日本工作生活，在这期间，得到了非常多日本朋友的热心帮助，十年过去了，她的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念了研究生即将毕业，但“那位在深圳的小朋友，他也是跟着父母去中国生活学习，却遭此厄运，站在母亲的立场上，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令人无法承受”。
悼念会现场，人们手持烛光为遇害儿童哀悼。
悼念现场除了中国人，也来了许多日本人。包括NHK、朝日新闻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穿梭在房间里，这些关心中国问题的日本记者大多有过在中国的留学经历，能用中文做采访。日本的男记者们穿着西装或衬衣，胸口别着笔和手机，现场唯一的日本女记者是来自朝日新闻的黑田早织，她带着“朝日”的黄袖章。被问到日本民众对这件事的反应，她说：“小孩的去世令人遗憾，几个月前发生了苏州胡友平事件，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解释事情的背景信息，也没有调查杀人动机，日本民众是很愤怒的。”
现场悼念环节，大家低头默哀。
一位曾经在上海留学的日本人鸟本先生带了一大捧白色的雏菊和电子蜡烛来到现场。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犹豫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比较愤怒的”——他的犹豫是因为不想伤害中国朋友们的感情，他经常出现在东京的中文人文活动上，他和中国朋友们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因为曾经在上海留学过，他也能讲上海话，今年，他想“再回中国看看”，于是辞去了一份日本公务员的工作，另找了一份可以外派去中国的工作，十月即将启程。
深圳：拉锯战
八点四十多，学校大门打开，闪烁着红色亮光的电子挡车柱降下，一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群察觉到风吹草动，纷纷围到花束旁。果不其然，一名戴口罩的中国校方人员要求保安撤走一部分花束。他告诉人群：“我们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这里是我们办公区域的一部分，花一直往后堆也影响行人进出”。
这似乎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小小的学校门前安放不下几平米的哀悼，人群一下子泄了气。“那你要保证不是扔了我们的花”，一个男生说。这名校方人员承诺，“我们是集中放在一个区域”。有人质疑：“那你可以拍张照给我们看吗？”他一面抱怨现场的人们把人心想得很坏，一面进去拍了张照给所有人看了一圈。
两名保安人员开始撤走花束
人们不再质疑和阻拦，花束很快撤掉了大半。一男一女两名保安一开始是从尾部搬花的，校方人员叮嘱他们要小心些，花都喷了水保鲜，不要让水洒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保安从侧面搬花，留着尾部这些新送来的花——它们还没有为送花的人尽到心意。
有人自发地把尾部的花搬到靠近门前的位置，让出路面来。星星灯被拿进去后，又被人群呼唤着拿出来，校方人员把它缠绕在了毛绒小熊身上。有一位身形单薄但背着大包的女士走上前，仔细摆弄星星灯，仿佛那只小熊是心爱的孩子般，摆弄了几分钟才满意。
一位女士上前整理星星灯
有人问：“我们的花束和卡片，家属都能收到吗？”校方人员回答：“我们会统计送来了多少花束，登记卡片，告诉家属，有这么多人给你们送来了爱意。”卡片上的落款有上海人、重庆人、广州人……
“谢谢。”
现场部分花束卡片上的留言
东京：“签名的群友请实名吧”
今年除了苏州校车事件，和深圳学生遇袭事件，还发生了中国游客在日本靖国神社撒尿的事情，鸟本先生担心这些只是更多极端事件的开始，他很担心自己的中国朋友在日本的处境，他希望让更多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也为这件事感到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