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在法国学美术的博士拿着北京地图，寻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来告诉我，太平湖没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钢筋水泥森林”。这不奇怪。城市建设不会在古迹面前让步，房地产开放不在乎人文景观，何况，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

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现过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66年8月24日，史称“红八月”。在这段时间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老舍是其中的著名者。

二

老舍之著名，与他的“听话出活”有关。作家听话，就要出活，应时奉命之作，就要多写快写。1951年初，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篇可心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作者是贝满女子中学的教师步春生，这位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在文章中述说了北平解放以来一家人的变化，盛赞共产党、新社会。毛告诉周恩来，应该把此文写成剧本，搬上银幕，以广为人知。周恩来电示电影局，陈波儿一时愁云密布——他们帐下的编剧都不熟悉这类知识分子，她突然想起了当时红遍了北京城的话剧《龙须沟》，于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老舍。听话又出活的老舍，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剧本，又按照电影局、艺委会、创作所等处的意见做了修改。可是当电影指导委员会审议这个剧本时，与会者竟鲜有人看过剧本，老舍无怨无悔，将四万多字的剧本从头到尾给与会者诵读一通。

四十年后，苏叔阳批评这个剧本“粗糙”，“剧情的进展过于平直，没有起伏跌宕；人物的个性缺乏色彩，故事简单、人物心态也简单、外露；甚至在语言上也没多少老舍式的丰彩。”就是一个“急就章”。与此同时，苏叔阳也高度地肯定了老舍在这部剧中投放的热情：“作者把自己对新国家、新生活、共产党的满腔真挚的热情，一并交给了剧中人，让他们一个个成了这热情的号角和鼓手。”“老舍先生的观察和感受是那样细腻和真切，他把自己刚刚感受到的点点滴滴都宣泄到稿纸上。他写的许多平凡的细枝末节，在今天看来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时却充满着一种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变，让刚刚从美国回归祖国不久的老舍先生兴奋不已。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进了作品。这种真挚、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动。”

综合苏叔阳的说法，可以说，此剧是一部洋溢着真情的粗糙作品。它的可贵之处，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平凡而真实的细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好多东西。

细节一：

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出身贫寒，相貌漂亮的护士李芳，一反平时好打扮的作派，在“花棉袄外面罩上了蓝布褂”。赵妈（冯家的女仆）问她：“哟，李小姐，今儿个怎这么素净啊？”李芳应答：“解放军进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赵妈说：“那正合我们穷人的适呀！”

“花狸狐哨”是女性追求的一种美，这种美适合人性，但不合适新社会。赵妈说合我们穷人的适，并不意味着穷人就不好美（事实上，穷人更爱“花狸狐哨”），而是因为穷人没有好美的条件。新社会把审美定于一尊，将素净之美，冠以阶级之名，扼杀了其它的审美。在思想改造的大纛下，这种审美会把其它的穿戴打扮，视为异类。而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借助红卫兵的“破四旧”，剪长发、毁旗袍、砍高跟，把全国上下弄成一片灰蓝。

细节二：

从英国回来的冯光斗大夫，进了自家的院子。院中已贴好标语：“欢迎爸爸回国！”“欢迎爱国的爸爸！”“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大明写的一条：“我们爱毛主席，我们爱爸爸！”冯大夫（看标语），说：“在香港听说，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多么可笑！”

历史地看，香港的“反动宣传”非但不可笑，而且很有预见性。若干年后，中国大陆就只准爱毛爱党，而不准爱父母了。香港的反动派从阶级斗争的理念中，看到了人伦亲情的末日；从“大救星”的称谓里，看到了“造神”的生机。从《东方红》就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嗅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事实证明，可笑的不是海外的反共宣传，而是老舍和他的化身冯光斗大夫。正是他们的轻信与听话，把自己送进了太平湖。

细节三：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知识分子对跟美国打仗转不过弯来，故事的女主人公岳春江是个积极分子。学校党支书动员她给本校的教员们做思想工作：“你既不在党里，又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你说话不会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带了头：“我当初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我现在来控诉。那时候，我们的校长，一个美国老太太，每天要检查我们，看我们擦了口红没有，袜子缝直不直，坐着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扑粉，不准发红……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国教员不喜欢我们中国话。她们天天告诉我们，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承认了，美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中国人是低等民族……这种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们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国，真理不是枪炮所能打碎的！”

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应该知道，在文明程度上，当时的中国从整体上讲，远不如美国。美国老太太的例行检查，是在用另一种文明强调女性的教养。美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充其量才一百年，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主义”少说也有上千年。美国人不喜欢中国话，中国人何尝喜欢美国话！美国的教会学校当然要宣传美国好，中国的孔子学院能说中国坏吗？老舍借岳女士之口，唤起民族自尊心；借民族自尊心，宣传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学大庆、学大寨、造导弹的热情，又足以唤醒义和团精神——火烧英代办处，打砸日本车，叫嚣武力，拥抱战争，以统一之名“解放”台湾。

对于这样一个为时政做宣传，为执政党歌功颂德的剧本，电影指导委员会全体通过了。然而，不识好歹的江青却不通过：“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这是“听话出活”的人们最初尝到苦果，老舍们的命运注定是通往太平湖的，江青的下场，也从这里透出了消息。

三

“听话出活”遇到政治运动，就要做两件事，一是检讨反省自己，二是批判揭发别人。1951年11月，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老舍写了《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现在，我还没法子说出那些毛病都是什么，使用一部机器，要时常的检查，擦泥、上油。我们经常使用脑子写文艺作品，可是并没有时时检查，擦泥、上油。是时候了，我们应当马上详密地检查我们的思想。一部机器坏了，不过成为废物而已，不会兴妖做怪。我们的思想有毛病，却还可以产生作品，产生无益于自己，有害于人民的作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一个有文化有才气的文艺工作者，怎么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可是，就拿过去的几个月来说，报纸上、刊物上所检讨的那些有错误的文章，小说、戏剧、电影、连环图画，还不是咱们自己人的“创作”吗？是的，正因为咱们有文化有才气，咱们才爱自傲自夸，什么“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什么“悬之国门，不能更改一字”，全是咱们自己的吹牛夸口啊。最容易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毛病的，就是咱们文艺工作者，我自己是其中的一个。

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自傲我有点幽默感，结果呢，在我以前的，甚至于现在的作品中，我就往往不管立场，凡事都付之一笑，大家妥协，天下太平！妥协，还要革命干什么呢？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的没有原则去幽默，就无可原谅地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我现在还不及时地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

因为我有二十七年的文艺工龄，大家伙儿往往叫我老作家。一般的说，“老”字表示尊敬。可是，假若一个老作家在思想上还跟不上后起的朋友们，又有什么可尊敬的呢？假若我自己承认：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进，岂不是倚老卖老，越来越没出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