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运动。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自从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Brexit）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2020年爆发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对于全球化的讨论越形热烈，主要的讨论焦点在全球化是否发生“反转”（reverse）现象。台积电张忠谋前董事长在2022年12月甚至直言“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几乎已死”（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are almost dead.），全球化是否真的几乎已死？全球化的现况为何？本文试图从学理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初步探讨。
全球化是什么？
在探讨全球化的现况之前，首先必须对全球化加以定义。社会学家、前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0年的经典著作《现代化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以“相互连结”（inter-connectedness）为出发点，定义“全球化”（globalization）为“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社会关系的强化，致使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域发生的事件，进而对彼此造成影响”（the intensifica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relations which link distant localities in such a way that local happenings are shaped by events occurring many miles away and vice versa.）。夏威夷大学教授Manfred B. Steger在2023年的著作《导读全球化》（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以广义角度将全球化分为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面向，以有别于一般狭义角度的经济全球化。
不可讳言，全球化是推进近代史的关键因素。虽然不同地域之间的往来交流一直存在，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全球化肇始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尤其是欧洲人发现并开始移民美洲大陆之后。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在1972年发表经典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1492），为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提出新的理论视角。
“哥伦布大交换”涵盖层面广
所谓“哥伦布大交换”涵盖层面包括人员、动植物、武器、思想、文化、甚至疫病。举例来说，美洲的马铃薯传入欧洲，成为欧洲人的主食，并导致欧洲的人口大幅成长。欧洲的疾病如天花传入美洲，造成许多没有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间接促成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生态地理学家戴蒙（Jared M. Diamond）在1997年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生动描绘西班牙人如何利用欧洲在工业文明的优势，消灭美洲大陆的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进而建立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帝国。
对东亚而言，虽然欧洲人早在十六世纪即开启与东亚的贸易，但全球化对东亚的真正冲击要等到十九世纪。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大清帝国对外开放门户，1845年法国军舰侵入济州岛附近海域，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Matthew C. Perry）的东印度舰队入侵江户湾（黑船事件），迫使日本德川幕府终止锁国政策。上述事件也改变了中国、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历史，德川幕府在1868年终结，取而代之是主张开国的明治帝制政府，开国后的日本在1874年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的原住民部落（牡丹社事件），1875年以军舰炮击江华岛，迫使朝鲜王朝开放门户，大清帝国末代皇帝宣统在1912年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民国共和体制。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布列敦森林体制”（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开启全球化的另一个新阶段。“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多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全球贸易规则，降低关税及非关税贸易障碍，“国际货币基金”（IMF）建立以美元为主体的全球货币交易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建立全球发展贷款融通机制，在此一体制下，全球货品与资本大量流通，进而推进战后的经济快速成长。这个阶段的所谓全球化集中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冷战造成的东西两大集团（bloc）对立的现象持续存在。
1991年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到来，共产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列车，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Made in China的廉价商品销往全世界，造成全球性的低通膨（disinflation）、高成长时期，也加速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大量外移，埋下社会两极化的种子。2018年4月川普政府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25%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对545项美国进口商品课征25%关税，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
2018年10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对晋华进行技术输出，美中角力延伸至科技层面。2020年爆发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跨国人员往来大幅缩减，使得全球化是否发生反转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
针对上述现象，学界人士有不同解读。《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在2021年9月发行特刊，主题是“去全球化：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Deglobalization?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探讨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自由秩序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正受到中国崛起与各种去全球化力量的挑战。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2023年2月刊出创投公司执行长Hemant Taneja与专栏作家Fareed Zakaria的专文Geopolitics Are Changing. Venture Capital Must, Too，文中提出过去三十年的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正在面对“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与“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进程。不管解释观点如何不同，共通的特质都是认知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已产生质变。
“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并非新鲜物事
以历史角度来看，所谓“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并不是新的现象，经济学者Kevin H. O'Rourke与Jeffery G. Williamson在1999年的著作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以19世纪欧洲与美国的经贸资料为基础，提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不同时期交错的观点：1492至1820年为“反全球化重商主义时期”（anti-global mercantilist restriction），1820至1913年为“第一次全球化世纪”（the first global century），1913年至1950年为“全球化倒退时期”（the anti-global retreat），自1950年以后则是“第二次全球化世纪”（the second global century）。然而，即使在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世纪，反全球化运动从未停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西雅图WTO部长会议期间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以及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
在实证层面上，全球化的现况为何？纽约大学商学院与DHL每年定期合作发布《全球连结报告》（Global Connectedness Report），报告中公布“全球连结指数”（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主要涵盖四大面向：人员（people）、贸易（trade）、资本（capital）、资讯（information）。2024年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连结指数”自2000年起稳定上升，至2022年达到顶峰（25%），2023年和2024年几乎维持相同水准。
在个别指数上，“全球资讯连结指数”最高（大约40%），“全球资本连结指数”次之（大约30%），再来是“全球贸易连结指数”（大约22%），最低的是“全球人员连结指数”（大约4%）。而在历史趋势上，拜互联网之赐，全球资讯连结指数自2000年起快速上升，资本连结指数与贸易连结指数则是缓步上升，人员连结指数则大致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大趋势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并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主要改变，是通讯科技造成资讯的快速及巨量流通，跨国资本流动变得更加简捷，也使得以往难以想像的跨国服务贸易变成可能（例如数位影音产品）。然而，货品贸易本质上受到距离与国界的限制，而人员的跨国就业流动更是困难重重。
由以上论述可知，全球化的脚步与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连结从来没有停止，只是其形貌与节奏不断转变。关于全球化的辩论，纪登斯曾强调，重点不在于全球化的“现况”（reality），而在于全球化的“后果”（consequences）。因此，与其将焦点置于全球化是否“反转”甚至“几乎已死”的命题，不如回归对全球化议题的终极关怀：正视全球化如何对不同群体造成影响，并寻求改善受到负面冲击的弱势群体的境遇，也就是在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同时，辅以配套政策措施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降低对弱势群体的冲击，而不是一味追求毫无限制的无国界障碍全球化。
作者为台湾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