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卢作孚在北碚各界为他赴美出席国际通商会举行的欢送会上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说母亲将会为女儿照顾孩子，还说：

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

似乎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卢作孚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体会吧，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心爱的小女儿。年轻的女儿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过年。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

“华益，我对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

邓华益比卢作孚年长六岁，出身贫苦，由教会教育长大，年纪轻轻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买办。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白理洋行两只轮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一跃而为重庆航业界老大。

当年民生公司要联合川江华资轮船公司，共同对抗强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因各家华资公司互不信任疑虑重重而难以联合，邓华益以当时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进民生担任航业部经理。这一举措，对重庆航业界“统一川江”的运动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邓华益主持的重庆轮船业同业公会，努力维护航业市场秩序，维护轮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会尤其注意捍卫我国航权，抗战时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营运，公会向政府呈请制止。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外国轮船公司在我国营运，公会代表轮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关查处。1947年，中国民营轮船公司认为，“中美商约”侵犯中国轮船公司利益，同业公会出面反对中美商约签订，对此，当时的政府作出积极反应。

1949年4月6日，重庆市轮船业公会发出通电，吁请交战的两党政要，能够维护长江航运，给船员及其家属一条活路。在通电上署名的，是重庆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

邓华益这样一位在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重庆航业界的权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邓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当时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迫害和凌辱的，还有相当一批。已被董事会任命为代总经理的郑璧成，重庆解放到不一个月就被扣押，虽保释出来，也不允许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第一任经理、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在厂前江滩上被当众枪毙（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荣廷也在镇反中被冤杀（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职工中被资遣，被管训者更多。

邓华益日后回忆道：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事。

含泪做检讨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卢作孚的这个检讨，从记录看，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一开头就沉重地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一句话未完竟落下泪来。

在这个检讨里，卢作孚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一生，他尽可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来描述自己，表现了他与新政府的合作意识，也可理解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到在川南办教育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共事，检查自己报国的道路选择曾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卢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却检讨自己，连生病住中央医院都以为太享受了。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已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种意见即是战后大量借外债是盲目扩张。这样重大的决策，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当初，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向往着抗战胜利后的大发展，利用外资发展生产，增设航线，是有远见的举措，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因为政治的原因，外债未能及时产生效益，反成负担，人们却把责任都推到卢作孚身上。

海损与亏损

这天下午，卢作孚去了“民铎”失事的现场。两年来，政治运动愈演愈剧，事故越来越多，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过了战争时期。后来公股代表张祥麟在向交通部的汇报中，说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与这个统计大致相符。

航运企业家都是爱船极深的，有一次遇到海损沉船，一向沉着理性的卢作孚竟会在办公室里号啕大哭。

民生公司一向重视人的管理教育，长期以来不断总结改进，已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卢作孚及一批高层管理干部，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实为首屈一指。更有年年的股东大会，必须要向股东们做出报告，并接受监事会的监察。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民生公司，在生产业务上，财务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长期出现大的漏洞。

在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已结束的时候，民生公司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到底是什么破坏了正常的管理秩序？为什么管理干部再不敢管理，是什么伤害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回到公司，卢作孚立刻找到负责财务清理的公股代表欧阳平，算公司二月份（疑为一月份）的收支情况。民生公司在整个1951年已损失339.7亿余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机。

算过以后，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1950年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仁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请求国家银行贷款的同时也制定了还款计划。计划只要民生公司生产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开始偿还债务，当年可还700余亿元；计划1952年偿还1000余亿元欠款后，还有400余亿元的余额。以后按约分期偿还加拿大外债，同时为国家作出贡献。

然而，在民生公司执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期间，不但还款计划成了泡影，还新增了800亿元债务。

1952年2月7日上午，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去，见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时至中午，和卢作孚一同来的胡子昂在机关门口等着他一起乘车回去，却久不见他出来，胡子昂便进去找他。有人告诉胡子昂，卢作孚先生和邓小平书记一起吃午饭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饭桌上，卢作孚和邓小平会谈些什么呢？

在刚刚过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人与生产的损失超过战争年代，公司危机越来越严重，卢作孚1950年8月即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订公私合营协议，至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尚未批准。

那时，中央财经委员会已决定，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就不给贷款。民主改革即是清理敌人的政治运动，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已被重庆新华日报点名批评。在新一波民主改革运动里，卢作孚被任命为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卢作孚这时应该明白，他做这个主任，什么也决定不了，不过是要他出面表态，用他的口来宣布在公司里谁是敌人，谁是分子，以及对他们的处理。在他辞世以后，这个事情落到了童少生头上。以至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还不能原谅童少生。

公股代表“引火烧身”

1952年2月8日，这是卢作孚生命中最后的一天。

当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说，“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公司大楼里走道的墙上，贴着一张一张的小字报，内容是质问公股代表为什么不下来，不到工人中间来？公股代表为什么没有贪污？他手指着自己说，就是不相信我没有贪污的意思嘛。

“有写卢作孚小字报的吗？”

“没有，没有提到卢作孚名字的。”他迟疑一下，又补充说，“也可能有，我没有看到。”

“卢作孚看小字报吗？”

“不知道。应该也看到了吧，因为他上下班总是要经过那里嘛。”

1952年2月8日上午，卢作孚经过贴了小字报的公司大楼走道，去参加公司召开的“‘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三反’坦白检举大会”，是档案中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里的提法。张祥麟回忆，这个会是“三反”动员会，他在会上做检讨，也是做动员。我过去采访的一些老民生职工都认为，这个会是当时公司工会安排的，但从张祥麟的回忆来看，他本人是事先有准备的。他说，会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见。除了发言人上台外，其余都坐在台下，卢作孚坐在台前一只沙发上。台上发言后，台下自由发言。这时，卢作孚的服务员，19岁的广东人关怀坐着提了几条意见。

关怀提的什么意见呢？

张祥麟回忆，“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一个楼里，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关怀就是说的这个，但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这就是浪费。我就检讨，我说开会，比如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在北京还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和卢作孚一起去的。当时，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账上’，我也没有提他讲的这个话，只检讨说是公司浪费了。”

有回忆文章认为，关怀上台批判，是卢作孚至死重要原因。

张祥麟说：“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关怀是从卢作孚家里搬出来了，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那个会先是台上发言，然后叫大家提意见，大家讲时，关怀也讲，没有点卢作孚的名。卢作孚就在那坐着。公方代表就我和欧阳平在场。据我了解，散会以后，卢作孚还找了关怀，在办公室里讲他，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

关于这天上午的会议，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描述是这样的。

“民生公司召开以市工会联合会和公司工会为主力的‘五反’动员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林（原稿如此）（兼党委书记）作动员报告并进行所谓引火烧身，说自己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还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最终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接着父亲的随身通讯员关怀一个箭步冲上台去，大声嚷着要揭发公股代表的‘受贿’行为。所举例证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数人同总经理（即我父亲）一道去北京开董事会（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较多）期间，总经理（代表私方）请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当时在场的同仁见父亲面色难看，知其心里毕竟难受。名为揭批‘索贿’、‘受贿’，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行贿’。在‘群情激昂’的会场上，首席公股代表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散会后也没设法对当事人做好‘工作’，启发开导使其放心。全然忘记了中央确立的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