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一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家务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也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一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一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一个人一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一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一顿饥一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一中的初一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着，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着泪把一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一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着伤心的泪水。一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着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家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忍耐一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记住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一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一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着，不说“有”就一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一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