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平原中部，清澈的孝义河蜿蜒流过，河岸杨柳依依，广袤的田野上，青翠的庄稼环绕着古朴的村子。我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息。这就是我的老家。

1920年，少年的父亲外出求学离开了这里。在疯狂的文革中，我作为知青下乡来到这里。头一次知道，我家有如此多的亲族。远的不说，我祖父有五个儿子，四个在外，只有四叔在家，我就住进他家。祖父兄弟四人，都已离世，只有老四的妻子还在，她就是我的四奶奶。

四奶奶那年已近七十岁了，白发稀疏，目光浑浊，一生的辛劳和痛苦已压弯她的背，她和儿子相依为命住在四叔家前面街上。她儿子是我的堂叔，当年五十多岁，妻子已去世，没有留下儿女。可能因为家中没有孙儿辈，四奶奶非常喜欢我。而我因为在陌生、艰难的环境下，想家、倍感孤独和无望，就常去她家寻觅那难得的亲情。只要看见我进屋，四奶奶就马上动手和面烙饼、摊咸食，咸食就是咸菜萝卜擦丝裹面，放在锅里摊熟。没有鸡蛋吃，毕竟每年大队分的口粮还不够人吃，拿什么喂鸡呢？我俩一边吃饼，一边聊些闲话。在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吃的年代，烙饼已是招待贵客的稀有食物了。

堂叔时不时被村子里叫去和几个所谓的“黑五类”扫街。据说他被扣上的是“被杀家属”的帽子。四婶告诉我，四奶奶共生了二个儿子，现在身边的这个是老大。老二当年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1940年左右上学时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跟着他们去打游击抗日。一个日本兵都没打到，意外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二人情投意合准备结婚。没想到就此成了本村刘四的情敌，刘四和他在同一个游击小队，经常偷偷去那寡妇家过夜。他那年已经四十多岁了，有妻有子，当然不能娶那个寡妇回家，他纠结了，毫无征兆地突然在一个夜晚把四奶奶的二儿子拉出去枪杀了，然后向上谎报污蔑他通敌。可怜那那死了的不能回来对证，活着的肆意把谎言说成真事。我的小堂叔被他的情敌杀死后，还捎带着给她的母亲和兄长扣上被杀家属的冤名。他的兄长，也就是现在四奶奶身边的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在城里工作，也因为这顶冤帽在1958年被下放回乡。而刘四则一直风光的做村子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有权有势。直到文革时村里的造反派把他赶下台。

听村里一起干活的姑娘们说，刘四和村里一个中年寡妇小景他娘好了好多年了，他和小景他娘的屁股共同长了粉红色的癣。她们家只有母女两人，都不下地干活，却有吃有喝，日子比别人家过的好。而当时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是凭为生产队下地干活得到的工分领的粮食。那时刘四已经将近七十岁了，大约1米6左右瘦瘦小小的个子，白眉毛下一双恶狠狠的小眼睛，鼻子底下永远挂着两条过河的鼻涕，拄着拐。他和儿子大雪一家住在一起，他们家是四叔的东邻，只隔一道墙。夏日的傍晚，四婶总是在院里洒上清水，压住浮动的尘土，然后放下小饭桌，一家人在明月的清辉下吃晚饭。这时周边白日的喧闹已平息，院中浮动着来自刘四家那棵不知名的大树的暗香。还常常传来墙那边大雪媳妇的女高音：“老獠子x的，吃饭。”这“老獠子x的”就是刘四儿媳对他的日常尊称。

我回城后上学、工作各种的忙碌，和老家联系少了，四奶奶和堂叔几年间先后去世，都没通知我。回来的第五年，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四奶奶叫我给她织毛衣，她和堂叔住的房子在漏雨。但那房子不是她们生前住的那幢青砖尖顶房，而是平顶，水泥的。我当时不相信有神，但四奶奶当年对我的疼爱让我无法忽略这个梦。我不知这样的毛衣怎么送，就按照同事的指点买了冥纸，给四婶买了蛋糕，一起交给了住在附近的四叔的女儿堂妹爱玲，请她回家时带给我四婶，替我看看四奶奶。几天后爱玲从老家回来告诉我，接受我的委托，四婶去上四奶奶她们的坟了，发现坟漏了，已经找人修理。而她的墓穴是水泥的、平顶。那一时间，我自小在学校里接受的无神论崩溃了。

后来每年的清明节，我都按照当地的习俗，午夜时分在十字路口画一个圈，在圈中烧一个装满冥币的超大信封，信封上写明地址和收件人，据说，这时会有冥差带走并送达。每当此时，我会朝向老家的方向默默的祝愿：四奶奶，愿你在那边过的好，没有这边的贫穷、冤屈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