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某块领土是中国人“合法”拥有、而其他领土却不是，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原本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疆界的一部分、如外蒙古，经中国承认独立；而曾经放弃的领土、最显著的就是台湾，却又被北京一再坚持拥有主权。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lingtu／领ㄌㄧㄥˇ土ㄊㄨˇ

二○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对于盖璞（Gap）中国公司的经营主管来说，这个星期一就和平常日子一样地开始，但是不到几小时，这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在这个这个扩张中的衣服连锁店的经营重心，竟然变成一片慌乱。等到大家都快下班时，公司主管被迫发表一份卑躬屈膝的道歉声明。他们上床睡觉时热切地希望，已经做到足以化解网络上爆炸的抗议风潮。一件七．九九美元，在一万一千公里之外畅货中心所销售的Ｔ恤无端卷起千堆雪。这个星期一，这些经营主管被狠狠教训一顿，体会到当代中国对领土的神经质非同小可。

几个月前，Gap推出一系列恤衫，准备让顾客展现以家乡为傲的感情。这批Ｔ恤的正反面印上“中国”、“日本”、“旧金山”和“巴黎”等等字样。绝大部分的设计图样还展现一幅相关国家的国旗。但是中国版却不一样，换成了一张地图。一个眼睛尖锐的中国爱国分子到美、加边界，加拿大那一边的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游玩，挑选了几件折价出售的衣物，他注意到印着“中国”字样的恤衫上面的地图没有完全纳入中国所主张的版图。这位老兄贴出另一张地图做比对，Gap的地图略掉南海各岛礁、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占领的地区，以及最为严重的，竟然漏了台湾岛。

如果不是著名的博客7sevennana转发，这位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游客在中国社群网站微博贴出的帖子，可能根本没人注意。在此之前，大家只知道她是爱穿猛爆事业线上衣、评论电脑游戏的博客。二○一八年五月，她摇身一变，以爱国分子姿态出现。当她把恤衫照片放到粉丝专页让数千名关注者观看时，她加上一段话给Gap：“如果你们赚中国人的钱，为什么不能对中国的领土问题小心一点？”Gap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麻烦。那个星期一，微博上风起云涌出现抵制Gap商店的呼声。中国政府的网络监管大军无意制止他们。许多支持抵制的网民坚称Gap一定是刻意选择羞辱中国，在设计上舍国旗而选用地图。他们甚至说，或许是因为这些Ｔ恤是在印度或台湾印制的。指控声浪扑天盖地而来。

对于一家在中国有一百三十六家门市，面积一千九百平方米的上海西南京路旗舰店开幕还不到一年，又有两百家制造承包商遍布中国的公司而言，其严重性不言可喻。商业现实逼着公司必须道歉。这一天还未结束，Gap中国主事者已经在公司的微博官网上大声宣布“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件Ｔ恤“错了，没有反映中国正确的地图”，公司“真诚地为此一无心的错误致歉”。T恤立刻从中国各门市下架，也取消各地的网络订购。抵制的威胁立刻消失。微博上的爱国网民们击掌庆祝胜利。

这类事件愈来愈频繁。Gap绝对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土主张而陷入麻烦的唯一的公司。二○一八年一月，万豪酒店连锁事业（Marriott hotel chain）也必须道歉，因为顾客意见调查表把台湾和西藏列为国家。大约同一时期，好几家外国航空公司因为把台湾列为另一个“国家”，被迫修改网页。二○一九年三月，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旗下的化妆品品牌MAC，因为发给美国境内顾客的电子邮件没有把台湾列入中国地图，必须道歉。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的橡皮图章国会收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理调查和地图法〉，以便“提升民众对国家领土的意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言人何绍仁告诉记者，不正确绘制中国的疆界在“客观上伤害了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二○一九年二月，中国政府更就中国境内不论是书籍或杂志上印制地图、拟在国外市场销售者，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每一张地图都必须取得省政府核准、而且不得在国内销售。根据规定，中国公民看到出现不符中国领土声索的地图，会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有劳出动“打击色情和非法出版物国家工作小组”取缔。为了宣示法律出台，令出必行，二○一九年三月，青岛市当局销毁两万九千张预备出口的英文地图，因为地图上的台湾被标示为国家。

中国绝对不是唯一关心边界的国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对边界焦虑的程度已经到了全国神经兮兮的地步。政府的声明明白地把地图测绘法和二○一七年及二○一九年的规定，连结到国家推动的“爱国教育”运动上。部分目的是要指导对学童教学，让他们对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国家领导人的讯息偏执地提醒老百姓，要成为爱国者唯一的方法，是强烈寻求台湾“回归”到由大陆控制，其他还包括坚持中国是南海每一个岛礁的合法的所有者，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台／尖阁群岛，并且坚持对喜马拉雅山地区极端的主权主张等。官方媒体不断地提醒老百姓有关国家的领土范围，晓谕他们认同这些主张，并且培养人民对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要有痛心和蒙羞的感受。对中国边界的偏执，并非线上游戏玩家或微博上爱国者的痴迷，而是国家本身的核心问题。习*近*平的演讲清楚表明，唯有中国声索主张的一切领土都回到北京控制之下，他的民族复兴愿景才算完成。

但是为什么某块领土是中国人“合法”拥有、而其他领土却不是，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原本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疆界的一部分、如外蒙古，经中国承认独立；而曾经放弃的领土、最显著的就是台湾，却又被北京一再坚持拥有主权。大清帝国一九一一年覆亡时，它大部分的边界想像的成分大过真实的存在。除了少数地方因为俄罗斯、法国或英国帝国强迫清廷画分清楚之外，大部分地方根本没有正式界定清楚。辛亥革命之后数十年，北京的国家菁英首次必须“固定”国家领土。这个过程必须在现场进行，但是它也出现在国民的想像当中。国家必须画出地图，可是同等重要的是，这些地图所表述的世界观必须灌输到人民脑子里。打从一开始，政府就刻意制造这些边界很羸弱的焦虑感。他们既担心外国人侵略的威胁，其实也隐含本身对外扩张的梦想、以及政治上的盘算。发明出现代中国领土——以及对其领土的焦虑感——之故事，始于一个世纪之前，大约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西方地理学传进中国之后。它终止于重新发现台湾，台湾与大陆重新连结，以及它独立于中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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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正式割让的最后一块重要领土是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字同意的。李鸿章在日本下关市所签订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永久割让给日本”。一个月之后，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大陆人）以及几位官员和绅商拒绝接受日本统治，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台湾共和国”。他们希望争取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但是欧洲列强看不出干预会有什么好处，因此台湾共和国垮了，距它宣布独立只有十一天。但是台湾绅民的反抗持续不断。日军花了五个月时间才占领全台城巿，又花了五年才完全消灭掉叛党的最后遗迹。

整个长期作战期间，清廷不肯提供任何支持给原本是它的一个省分的昔日臣民。事实上，朝廷在一八九五年五月颁发诏令，明文禁止提供物资支援给台湾共和国。台湾的命运没有重要到值得北京再冒与日本进一步冲突的危险。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半个世纪，清廷被迫接受国际条约有拘束力的性质。它已经签字放弃这块领土的权利，大局已定。

然而，台湾的命运没有成为吸引众人注意的争论议题。从大清国母体割让掉台湾固然对朝廷声望是一大打击，民众却几乎无动于衷。一八九五年，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半独立”状况。即使大清在一六八四年部分兼并了台湾，清廷一向视之为危险的边区，因为原住民凶猛难驯、疫病又厉害。一直要到两百年后的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之后，朝廷才宣布台湾升格设省。台湾做为大清国的一个省分只有十年，在一纸《马关条约》之下又割让给了日本。

《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清朝官员几乎完全不理睬台湾的发展。台湾岛已经丢了，就和其他签署条约之后丢掉的领土无殊。一八五八年，大清签署《瑷珲条约》（Treaty of Aigun），把阿穆尔河（Amur River）以北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罗斯。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平等条约”之下，被迫允许欧洲列强在沿海各地设置微型殖民地。台湾显然也是在同样状况下丢掉；它没有可行的办法从日本人手中再夺回来。岛上两百万左右大清臣民，大部分说福建和广东方言，加上原住民，统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臣民。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革命运动同样也不关心台湾的命运。孙逸仙和他的同志并没有要求日本将台湾归还清朝。就我们所知，即使问题持续闷烧，孙逸仙并没有对台湾绅民反抗日本统治表态。在孙逸仙看来，日本控制的台湾可做为推翻清朝的基地，其重要性大过于成为民国未来的一部分。我们从他在一九○○年的行为看到这一点。这一年，孙逸仙离开日本，到东南亚各地奔走，寻求华侨支持他在广东省起义。他很失望，维新派及各地侨社领袖都没有重视他。可是当孙逸仙回到长崎时，却成为日本密谋夺取厦门港的一员。在东京支持下，孙逸仙进驻台湾，命令他的革命部队在他们的主要支持基地广州附近集结。但是就和典型的仓促行事一样，孙逸仙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把战士调到厦门，他预备带着一批日本武器到厦门和他们会合。可是日本人突然想到不好刺激俄国人，退出整个计划。孙逸仙的部队陷入孤立无援、武力不足，遭到摧毁。

尽管在厦门被出卖，孙逸仙继续把日本政府视为他的主要靠山，革命运动持续不理睬台湾议题。维新派对台湾也没有太大兴趣。台湾民主运动领导人林献堂一九○七年在日本与梁启超会面，梁启超劝他不要因反抗日本统治无谓牺牲性命，因为大陆没有能力协助他。由于两人都不会说对方的方言，梁启超必须透过“笔谈”与林献堂沟通。这使得梁启超的讯息令人更加感伤，他写说：“我等原本同根生，而今分属不同国家。”清廷、革命党和维新派全都抱持同样观点：台湾已经通过条约割让，不再属于中国。拿台湾的政治地位在今天引起激烈讨论做对比，似乎相当不寻常，但是实质上在一九一一／一二年革命之前的十年里，台湾从政治讨论中消失。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孙逸仙不再需要日本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仍然继续漠视台湾的命运。

固然某些革命党人准备放弃大清国的周边领土，以便在中心地带建立纯“汉人”的国家，孙逸仙和梁启超却有共同的决心，要确保民国继承昔日帝国的所有领土。“非汉人”的地区（满洲、蒙古、西藏和新疆）面积超过全国领土之半，又有许多重要的天然资源。但是为了表达他们捍卫国家领土的愿望，孙逸仙、梁启超和他们的支持者必须创造新字词来描述它们。

中文里头有好几个字词指涉“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字词相等于territory这个英文字所含有的所有权和主权的意义。传统的名词是“疆域”（jiangyu），从字面解释就是帝国领域的疆界。在帝制朝代时期，“域”可以延伸到皇帝权威所及之地，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包括朝贡国和藩属国。它的意思含糊，肯定不代表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存在。

“领土”这个新字词是由日文转成中文，它是从日本人翻译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者赫伯特．史宾塞的一本书而来。浜野定四郎一八八三年翻译史宾塞的《政治体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时，选择了两个汉字“领土”（ryo-do）——从字义解读就是“管治的土地”——做为英文territory的相等字词。滨野定四郎是庆应大学校长，一位权威学者，他的翻译很快就广为各方采用。十五年之后，梁启超把东海散士（Tokai Sanshi，本名柴四郎）的民族主义小说《佳人之奇遇》（Strange Encounters with Beautiful Women）从日文译为中文，刊登在《清议报》时，他采用同样的汉字。在古典中文里，它们的读音为领土（ling-tu），但是意义完全相同——“管治的土地”。领土因此具有主权国家的明确意义，局限在固定的边界之内。

从这儿，这个字词被追随孙逸仙的胡汉民采用。胡汉民在革命组织同盟会中负责的工作就是替孙逸仙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胡汉民透过在革命党报纸《民报》一九○四至○五年好几期连载的一篇长文章〈排外与国际法〉阐释领土的政治影响。他主张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础，因此从逻辑上来讲，革命党人必须反对列强所要求的“不平等条约”。胡汉民的思想——和他的新字词——主要是依据日本法律学者高桥作卫在前一年所出版的一千页钜作《和平时期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 Time）而来。而高桥作卫的大作又是集过去一、二十年西方好几部著作之大成。换句话说，革命运动新发现的领土热情是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民族主义的直接后裔。

系出欧亚祖先的这个后裔十年之后于中华民国制订宪法的辩论中出现。紧接在革命成功之后，由孙逸仙盟友制订、并经新就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通过的《临时约法》，相当精确的罗列它认为中华民国应该拥有的领土。它实际上表明：新共和继承革命爆发时大清国所拥有的领域。《临时约法》第三条简单表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选择“二十二个行省”的意义重大，因为台湾是大清的第二十三个行省。鉴于《临时约法》条文仍然宣称外蒙古是领土，事实上它在三个月前已经宣布独立；《临时约法》也宣称西藏是领土，事实上当地还在叛乱中；而新疆此时实质上是独立，却也列为领土，这似乎明显证明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正式放弃对台湾的任何主权主张。

然而，一九一四年五月，逼迫孙逸仙放弃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提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时，国家领土的定义却变了。第三条条文变成：“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尽管出现新名词，一九一四年这部宪法对领土的定义只会使人对前帝国疆域的确切范围又要争辩半天。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华民国约法》停用，早先的《临时约法》恢复施行。因此，从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国家领土的定义又回到“二十二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和青海。可是七年之后，共和政府又恢复避重就轻。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将第三条的文字修订为：“中华民国国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国土及其区划，非以法律不得变更之。”这下子对于领土或疆域又没有提出界定。再过八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颁布一部新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则做出一个折衷。第一条条文既含糊、又明确，它说：“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但是各省的数目略而不提。到了一九三一年，青海被强迫纳入国家，并赋予它省的地位。蒙古和西藏在此时已经独立于民国之外将近二十年，但是蒋介石依然视之为中国领土。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仍然没受到考虑。国共内战爆发之前颁布的最新宪法则根本不界定领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只说：“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

宪法条文上来回反复显示在这整段期间、乃至更后来的时间，要决定国家的疆界线应该确切画在哪里有相当的困难。有些根本问题必须先回答，最主要的是：中华民国表面上在一九一二年所继承来的大清国的疆界线在哪里？国民党的现代派认为，基于他们透过与列强和专家接触而获得的边界之观点，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其实，现实哪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大清国建立了一个多族裔的联盟，把五个不同“文字区域”——汉、满、蒙、回、藏——通过不同的结构和根据不同的规则分别统治。这个方法在中文里叫做“羁縻”——松散的管治——虽然清朝的管治方法会因处理的对象不同而异。然而，孙逸仙等革命党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透过一套单一的结构和规则，从中央统治。我们从第五章知道，袁世凯是通过老式的帝国制度跃升权力高位，他熟悉的是传统的治理技术、而非受过西式教育的民族主义者之新观念。他的保守主义本能导致他倾向对国家有比较“模糊”的定义，而现代派在国家议题上追求清晰，导致他们寻求比较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愈是要求强大的地方统治者归服中央而统一，军阀就更加远离中央，造成他们力图统一的国家更加分裂。

大清帝国只有在遭到列强强迫的地方才正式画订其边界：譬如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在东北与俄罗斯画清国界；一八九四年与英国签订条约，把西南部与缅甸的部分边界画订清楚。其他地方情势就非常不清楚：帝国疆域的边界线可以延伸到多远？一七九六年乾隆皇帝退位时，清廷接受外邦十三个统治者朝贡，他们的领域比起新疆省更西边，西藏之南的廓尔喀（Ghurkha）统治者也遣使朝贡，而他们都不在大清国统治之下。那么，大清疆域应该包括它们吗？再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在大清国领域之内，朝廷透过地方统治者对地处偏远、人口稀疏的地方实施控制，这些地方统治者本身的控制和忠诚度也未必绝对。譬如，东藏的康区（Kham）长期以来由自主的头目统治，只在名义上服从拉萨的统治者，而透过拉萨的统治者，他们对北京皇帝的忠诚度更是仅有名义上的意义了。虽然清朝官员派驻在几个战略要地，广大的地区并没有人监督。一七四五至四六年清廷发动军事行动，想对康区实现中央管治，所费不赀、却失败。因此又恢复“羁縻”统治。

因此，我们应该看待清廷十九世纪试图控制中亚的行动，不太像是要保卫“他们的”领土不受外夷掠夺，而是三大帝国——来自东方的大清、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和来自南方印度的英国——之间持续竞逐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作为，所谓“大博奕”（Great Game）的一环。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三大帝国全都努力争取数十个地方统治者、军阀和各式各样宗教的或俗世的领导者之支持，或是试图主宰他们。我们可以从中文字“边疆”意义的转变，看到竞争趋于激烈的效应。住在澳洲的历史学者詹姆斯．赖博德（James Leibold）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它被用来指称两个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在某些地区它被用以指称界定清楚的边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