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宣读之后，就和学生们谈判。这是一种奇怪的谈判。她拿着一个手提扩音喇叭为一方，广场上全体绝食学生为一方。学生有几万人，不可能人人都发言或表态。事实上只能是在广场中心的这些人有发言权，远处的即使发言，大家也听不见。即使广场中心的人，也是少数嗓门大的人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的声音能盖住别人的声音。因此这几个人的态度便成了左右局势的力量。当然，这些声音大的人自然会反映他身边一些同学的意见，这意见也很可能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但这毕竟不是经过常规民主程序集中起来的意见。

于是我才明白，这种“街头民主”和人们通常说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通常的议事规则和选举程序，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基本的民主生活准则。但是它在“街头民主”那里却简直不能使用。即使人们想使用它，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不可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在这种场合，激情往往压倒理智,一个人振臂一呼会胜过多少人隅隅细语。

果然，事情正是这样。

戴晴大槪在统战部的时候已经从阎明复和李铁映那里讨到底数了，所以她和学生谈判时胸有成竹地在讲条件。学生已经答应撤离广场，条件是要求中央领导人出来见一面。正当戴晴和学生商量是请赵紫阳还是李鹏到广场来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黑暗中一个学生从戴晴手中夺过扩音啦叭，大声喊道:

“同学们！让我们宣读绝食誓词！”

于是他喊一句，全广场学生就齐声跟着喊一句。

我也记不淸他都喊了些什么，只记得最后八个字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声音宏亮，情感充沛，把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有力。这声音迅速掌握了群众。几万人都被他的激情所感染，用雷鸣般的声音跟着他高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整个广场通通淹没。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表示寸步不让。那八个字就是反对任何妥协的钢铁誓言。在群众被激情所驱使，像狂涛那样汹涌澎湃的时候，一切冷静的说理和细致的分析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学生们听取《紧急呼吁》和进行谈判本身就已经是“软弱妥协”，更不要说撤离广场，那当然是“可耻的投降”了。

于是，这十二个人的《紧急呼吁》，我们从下午到晚上六个小时的努力，便全都付之东流了。

人群多少有些骚动，十二个人被挤散。黑暗中我已找不到同行的人了。一个学生吿诉我，他们都走了。他又找来一个同伴，两人奋力保护着我挤出广场。

回到家中，已经是深夜了。茂英正在着急，不知我哪里去了，见我回来了，才放下心。这一天，从下午到半夜，我晩饭未吃，滴水未进，所以到家后开玩笑说：“我也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去了。”

一会儿，于浩成打电话来，问我到家没有。他说，他们有四五个人从广场回到统战部，诉说呼吁失败的情形。阎明复和李铁映表示感谢，并且说，不用再做工作了，他们两人也没有办法了。

看来，让学生们和平撤走已经没有可能，大槪要实行强制淸场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从窗户里望去，天安门广场情形依旧，夜里没有强制淸场。原来接待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改变了。我不知道昨天夺去喇叭的那人是谁，显然他左右了当时的局势，他那有声有色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天安门广场的几万学生决心坚持下去，使第二天的国事活动不得不改变计划。他——一个年轻学生——是胜利者，我们十二个所谓“知名人士”是失败者。这次胜败的后果是什么呢？历史将怎样评判这件事呢？

图片：（1）李洪林1989年五月在天安门广场；

（2）李洪林所住的楼（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3）李洪林6.4后被软禁时写的诗，其中提到他备受保守派攻击的《科学和迷信》和《理论风云》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