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30年无真相30年没正义|美国之音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历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而加以镇压。

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和许多恢复历史真相的文章个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后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1978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但“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的笔记，与社科院的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运动纪实》。这也为后来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础。

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空前伟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中共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局部“资本主义化”道路。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许多死难者，给天安门母亲、给参与天安门运动的人、包括赵紫阳、阎明复、鲍彤、戴晴、高瑜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恢复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后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责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导火线。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是六四的受难者，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他作为总书记，5月16日之后，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邓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时，我在纽约《世界周刊》纪念赵紫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一个共产党首脑人物对“民主”与“多党制”关系最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在这时，赵紫阳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赢得多数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竟提出辞职，竟会同意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和元老们来作决定。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数要求撤换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位时，赫鲁晓夫在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却赢得了多数。在1989年5月17日晚这一决定赵紫阳本人命运和中国前途的“5·17会议”十五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铁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赵紫阳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为“宰相”，而不想成为“主宰”，他在当上总书记后，并没有多么注重他与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个人联系，他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下意识地”认为，“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