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北部有个吴堡县，位于黄河西岸。最北边有个张家山镇，下辖十二个行政村，辛庄算一个。户籍居民190户，500多人，常住130人。村庄在两山之间。背户湾在南，张家湾在北。张维迎家在北山。正面三孔窑洞，侧面两孔窑洞。窑洞下是一条深沟。暴雨袭来时，满山遍野的水，至沟壑中央，可见洪水滔滔。

张维迎回忆说，他的小学就是在这两山一沟的窑洞里度过。初中则要翻过一座山，去枣林峁读。早出晚归。高中是在县城宋家川，距辛庄八十里地。单程就得一整天，遇上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则需要更长时间。

因为路远，平时大多时间住校。有一次回学校，他爬上一辆拖拉机，本来是说好的，却因人多被拉了下来。晚上回家，他向母亲哭诉，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咱以后坐小卧车。”

这话听起来很激动人心，好像为张维迎的未来抹上了一层亮色。我说你母亲还是满有远见的呀。那会儿就看出了你是坐小卧车的人。张维迎说，她哪里是有远见，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她是在鼓励我呀。

全家福

张维迎就这样从辛庄到县城，一步步跋山涉水，顶风冒雪，坚定执着的朝他的大学迈进。“不坐拖拉机，咱们坐小卧车。”母亲的这句话是不是你去牛津读书的动力？我问张维迎。他笑着说：“那是你的猜想。我那会儿，连上大学的梦都险些没做成。”

一、落榜生如何被拣了回来

全国恢复高考后，张维迎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便报了名，并认真地予以复习。填报志愿时也信心满满：西北大学、延安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前三个志愿那是心中所想，而后一个则纯属开个玩笑。因为最后一格空着也是空着，不填白不填。

然而不管是认认真真填的志愿，还是开玩笑填的，最终都落了空。不要说北京大学，就是延安大学也石沉大海。看到别人都兴高采烈地去报到上学，张维迎知道自己没有考上。没考上那就认怂，继续戳牛屁股、抡撅头下地劳动。

母亲当时笃信儿子一定能考上，就备了些萝卜白菜，想着接到通知后，将村上的亲朋宴请一番。张维迎对母亲说，对不起，让你老人家白准备了，我们把那些菜吃了吧。他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没理张维迎，依旧把那些菜保留着。

过了一段儿时间，也就是1978年的4月10号左右，张维迎突然接到了通知书，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发来的。真是喜出望外啊。张维迎说，考完大学后天天都在等通知书，然而没等到，而当你完全不抱希望时，通知书却来了，你说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幸好我妈的那些萝卜白菜还留着，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全村人热热闹闹吃了一顿米糕烩菜。

莫名其妙地接到了通知，张维迎说他命好。其实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命都好。恢复高考后，大批老三届的学生参加了高考，成绩还很不错，但因为年龄或政审的关系，不少人没有被录取。这些人就给邓小平写信。邓的儿子就是这个阶段的人，当然知道这些人的状况，当即批示教育部，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招生。

与何炼成教授

西北大学其时有个叫何炼成的教授，他知道了中央的扩招精神后，立马申请了一个新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再重新招考了，他就把那些落榜生的档案找来，上千份，一个个摊在地上细细地挑选。张维迎就这样被挑了出来。何炼成后来成了他的研究生导师。他对张维迎说，为了挑你们，我的腿都坐麻了。

何炼成是懂经济学的，但更懂人才学。他对学生的教育方式相当民主。张维迎读研究生后，常常会产生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何炼成不仅不会批评，反而予以明确鼓励：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即可，不需管那么多。

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文章为他带来了较大的名声，但也惹下了不小的麻烦。省上主管教育的书记直接约见郭琦校长，点名要求开除张维迎。但郭琦校长是个老资格，人也硬茬儿，明里应付着，暗里却扛住没办。郭琦认为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应该与意识形态争论相混淆。

与高尚全先生（左二）合影

何炼成作为张维迎的导师，自然压力山大，然而在保护学生这一点上，他与郭琦教授心照不宣，不仅没有吸取教训给学生制定清规戒律，而且依然我行我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自由的学习氛围。

这就又有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一文。这篇文章成文于1984年4月21日，提出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该文本质上是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张维迎又一篇离经叛道的大文章。

但何炼成教授慧眼如炬，在不少人为张维迎的观点捏一把汗时，何教授却让张维迎把它扩展提升为硕士论文。张维迎后来在牛津攻读硕士时，他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也是鼓励他将另一篇论文扩展为博士论文。1997年莫里斯访问中国时，在西安会见了何炼成教授。他对何说，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们俩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选择最好的学生。

二、“拣回来”的学生何以成为牛津的高材

张维迎报考大学落榜，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的智商不适应死记硬背；二是应试高考不考创造能力。不过他被“拣”回来后，优势却日益凸显。大学四年，他刻苦勤奋、博览群书，积极参加各种讨论，勇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尽可能地将这些观点撰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他的《为“钱”正名》一文差点儿让他丢了学籍，但也让他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他因这篇文章结识了北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体改委的人。信息的相互碰撞，使他眼界大开，他于是决定毕业后去北京工作。那个时代一个小城市往大城市调动，都会困难重重，何况是北京呢。而且西北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毕业分配是没有北京名额的。所以想去北京，那还得费一番周折。

1984年过年后，张维迎来到了北京。他这时已经有了经验：既然《为“钱”正名》的文章让他结交了北京的一些朋友，那就继续在文章上“做文章”：文章出来后或许能认识更多的人，包括能决定他命运的人。

在北京调研时，张维迎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实中的投机倒把行为十分活跃，尽管中央反复发令予以打击，但仍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违法现象呢？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价格出了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也认识到了价格要调整，不仅买了大型计算机，而且成立了价格中心开始计算价格。价格这东西怎么计算呢？张维迎在想，每个人都参与买卖，行情每时每刻在发生着变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聪明人，把价格计算出来呢？

张维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就写了一篇题为《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是价格不能计算，合理的价格只能靠市场；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而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计划外的先放开，然后再逐步将计划内的放开。用行话讲就是先实行双轨制，最后逐渐变成市场单轨制。

这篇文章，首发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上。它的思路是新颖的，但也是冒风险的。它同《为“钱”正名》一样，与当时的主流看法相佐。不过还好，形势比人强，那会儿的领导，不少人热衷于改革，“异端奇说”因此也会受到明眼人看好。张维迎凭借这篇文章，有幸跻身于莫干山会议。那是一个春江水暖，各种观点纷至沓来而又争论不休的会议，而价格问题又是当时亟需解决的热点。一石激起千重浪。张维迎因观点的不同而受到会议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思路。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又帮了张维迎的忙。他被调到了国家体改委工作，正式进了北京。

三、出去了为什么要回来

张维迎初出道时，便遇到了生命中的几个贵人。譬如把他从落榜生中拣出来的何炼成教授，因写《为“钱”正名》而惹祸后挺身而出，保护他的郭琦校长，慧眼识才，把他招进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这些人仁爱宽厚，古道热肠，爱才、护才、帮才。他因此写了一篇文章：《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

但当我细细捋了他的材料后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如果单独就每件事情看，实属偶然，然从整体来看，其背后就有着深深的必然，那就是他的睿智、他的勤奋、他的执着和变通。如果说上西北大学是因为偶然的扩招，但研究生毕业后到体改委，再由体改委到牛津大学进修，并由进修转读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就绝非是偶然了。

他读牛津大学时，属中国籍的学生能有几人？我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但据百度上所说，2023年的中国，考上牛津大学的博士仅二三人而已。由此可知，张维迎是个读书的种子。西北大学七年，牛津大学五年，加上他小学、初中和高中，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二十三四年。众所周知，读书是件苦差事。古语讲十年寒窗，范文澜先生说“板凳坐得十年冷”。然他却一口气读了二十多年书，尤其是牛津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

张维迎也说，读懂专业课之前，首先要把英语学好，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翻过去，一切皆有可能，翻不过去，只好半途而废。有人说机会是均等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机会是不平等的：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自救，上帝才肯帮助。”

张维迎当初是怎样补上英语这门课的？我不知道，也没有细问。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个著名学者王毅捷的故事，或许能做他的旁证。

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王毅捷，著名作家王小鹰的先生。他考上大学时已经三十二岁，而与他同桌的女孩却只有十六岁。现在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种差别是如何造成的。具体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校的66届67届68届初高中生，基本都停了课。停课干什么？闹革命。到1968年，该毕业了，却没有就业的地方。怎么办？伟大领袖一挥手：到农村去。这就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同时毕业，同时上山下乡的奇景。

张维迎说他沾了老三届的光，就是指的这批人，邓小平特批放宽年龄扩招的，也是为了这批人。

三十二岁的王毅捷看着身边十六岁的同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想，我们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我如果按部就班学习，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境况？落后？岂止是落后呀。王毅捷没有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决定去报考历史系研究生，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一个高中毕业生，辍学十多年，竟然要在两个半月内攻下外语和中国史、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等科目，谈何容易。

但王毅捷做到了，他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抄在卡片上，堆积得像山一样，然后起早贪黑的猛背。背会一张扔掉一张，等把那些积累得像山一样的知识点，全都装入脑袋后，他成功了：考上了全国只招一名的美国史研究生。

与诺奖得主约翰·纳什

真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王毅捷又萌生出报考留美研究生的想法。结果他又考上了。异想天开，连跳三级：一年的大学生，一年的研究生，之后便是留美研究生。两年学完七年的课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子，也是那个时代失学者奋起直追的风采。

这个故事就登载在发表《为“钱”正名》的《中国青年报》上。时代在呼唤什么？就有什么人去响应。《中国青年报》正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篇文章，也是登载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叫《永远不要熄灭心中那盏灯》。文章讲一个英语教授被流放到了新疆，整天放马养马、割草垦荒，但他没有放弃他的专业，在大草原上读他的英语，学他的英语，教他的英语，学生就是那些啃食着野草的马匹。粉碎“四人帮”后，他又重回北京执教。他说，不管命运如何折磨你，你都不要气馁：别人是打不倒你的，打倒你的永远是你自己。

这就是八十年代，能让所有人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年代。尽管后来有人进了监狱，也有些人因钱而堕落。有人便指责这些人没有风险意识，不知道瞻前顾后。但他们哪能知道，人成就梦想的欲望有多大？遇到机会大展身手，应该是每个正常人都有的冲动。那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年代，想办企业就可以办企业，失败一两次，总结经验等待你的便是成功。俞敏洪、马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然不惟是企业家了，从政、治学、做艺术家，搞创作……可以说，都赶上了好的时代。

张维迎这时正好读完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如虎添翼啊。作为一个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他将永久拥有一个全球认可的求职通行证。此时的张维迎，真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何况当初去牛津上学的动机，就是为了出去，出去了就不再回来。

可他最后还是回来了，是大脑的一时糊涂？还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关心他的人的共同疑问。类似的问题后面也有，譬如他重回辛庄办学的选择，当初他拼命考研究生的目的，就是不想再回辛庄啊。

这就是张维迎的思维，也可称为他的河流：通变无弊法，圆机述善心。人生不是为了当大官、发大财、享大福，而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用张维迎的话说，当时牛津大学毕业要找个理想的工作并不难，但要有个实现梦想的工作却并不容易，而他正是一个把梦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他这时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很受鼓舞。中国跨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有民众喷薄而出的发展欲望，而且有保护和释放发展欲望的各种政策。这不正是一次可以实现梦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他开始筹谋着回国。之后，在一次会议上，他碰到了林毅夫和易纲。三人一拍即合，都谈到了同样的设想，随即便找到北大吴树清校长。吴树清校长听后非常支持，当机立断，在北大新增一个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张维迎出国前他的老领导、体改所所长曾对他说：“维迎啊，你什么都好，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话多少有点儿世故，但也是老眼如镜。他看出了张维迎的书生气质，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不免担心。这一点张维迎的父亲也有同感，曾对他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然而张维迎就是不能改掉这个缺点，依然保持着他的书生品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发表观点、不停地惹麻烦。

四、“政治上不成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与环境

从牛津回到中国，最后落脚到北大的张维迎，1999年1月，成了光华管理学院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张维迎说，他被任命为光华学院副院长是个意外，但既然学校信任他，那就认真地去做，且很快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刀阔斧地引进人才。

张维迎当时的目标，是要将光华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一流的学院，肯定要有一流的老师。可怎么才能吸引来一流的老师呢？张维迎的眼睛盯在了工资上。他把光华学院老师的工资，由几万元提升到了几十万元，最高的可拿到四十多万。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也是一招险棋。试想，一个单位里面，初来乍到的人的工资，竟是工作了几十年的人的十倍，其矛盾能不发生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