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霍太太收拾书房里的文件柜，在乱得像碎纸机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来霍先生的初中毕业证书。上面写着：“学生霍XX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落款的时间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扉页上赫然印着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识份子的最后的分界，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霍太太说：“说话就是三十年了。你到底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呢？”
霍先生听着太太的调侃，嘴上支应着：“这还真不好说”，可心里头封尘日久的记忆慢慢地就翻腾起来了。
霍先生从小就胆子小。霍先生的妈妈老说，霍先生考小学那会儿，考了实验二小怕取不上，又去考了实验一小。后来都考上了，不过想着实验二小离家近，于是就去了实验二小。多少年之后，霍先生娶的太太就是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霍先生后来都有了孩子，到外国也读了书，搞了研究，他妈还是把这桩事说个没完，霍太太就笑话他没出息。霍先生也不恼，对他太太说，要不是当初胆子小，哪儿来的这个太太哇。
霍先生后来上了中学，学校还凑合，可他老嫌人家不教他喜欢的东西，成天在家鼓捣无线电。从皇城根废品站买回一大堆电子管，可也没见他装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到了文化革命，他索性也不去学校，还是拆了这个装那个。他父亲一倒霉，造反派冲进来抄家，看到这些玩意儿，高兴得了不得，说这回可算找着特务往国外发情报的地方了。
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也不去，说是要把美蒋特务的疑问搞清楚。可人家正查着，他又转身和两个朋友自个儿去了山西，说是得亲自瞧瞧。雁北是个穷地方，村子里的人上工前要先往地头上的笸箩里丢二分钱。上工没有工分，秋后也没钱分，这二分钱是用来买救济粮的。所以来这里插队无非就是多分一份口粮。可那儿的农民待人真好，死乞白赖非要他们来，说：“来吧，没啥，反正都是吃国家的哩。”同来的朋友都不乐意，他也就跟着回了北京。可心里留着个心眼儿，一路上没少瞧见新鲜事儿。
好些年之后，大导演吴天明在雁北拍了部电影叫《老井》。有些人说那是胡说八道，解放都好几十年了，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说着说着就要骂街。当初的好些事儿就是那样，凡是说生活不比蜜甜就容易有麻烦。摄制组后来只好说了实话：电影里张艺谋玩了半天命打出的那眼井是假的。在外景地的农村，其实到电影拍完也没钱打出一眼出水的井。后来还是《老井》得了奖，摄制组捐出点儿钱给当地农民，这才动手买机器准备打深井。
霍先生是个事后诸葛亮。他扯着大家说，他喝过雁北好几个村的井水，都是苦的。有个村的同学，用北京带来的富强粉挂面给他做的面条咽都咽不下去。所以当初他就不信能打出那么好的井。
后来他又跟着人去了内蒙。浇了几回地，盖了几回房。不出几个月，原来细皮嫩肉的肩膀上也长起来两块疙瘩肉，一层老茧。看着锻炼得差不多了，正想把户口正经八百地迁过来，有个原本也要来插队的同学从北京来了封信，说还是到云南农场好，有吃有喝，每月还能发钱。那个同学说他改主意要去云南了。还说，要是霍先生他们也想去，什么都包在他身上。就这么一句话，霍先生又跟着大伙儿奔了云南。
这回霍先生可是动真格的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不但人走，北京户口也销了。原先住在城里的人，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不得不注销户口。有个户口，别的不说，单就是一个月定量的三十斤粮食，半斤花生油，一两芝麻酱，就不知道折倒多少英雄好汉。霍先生还说他这回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别瞧他小时候胆子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在农村锻炼了这么两回，大伙儿一听，还都真信。
他去的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五天火车昼夜兼程，又搭上四天汽车昼行夜伏，一路上闹闹哄哄的。到了农场，领导上自是早就叫人给他们搭好了竹笆床，还贴出来欢迎的大标语。又听说每月能再发二十多块钱，他一听，更高兴了。这和在北京受人白眼，简直好得太多了。
在云南一住就是几年，干活累得贼死自不必细说。伙食里没有油水，有时候饿得连个小坡也爬不上去。到卫生所去检查，大夫说，没什么毛病，叫你北京的爹妈寄点猪油来，保管吃了就好。可他北京的家没了，都上了干校，没人给寄。后来，北京还有家的同学就叫家里人寄过两回猪油，封在铁饼干桶里头，再用锡把铁盖焊上。人家给他吃过两口，他吃了之后说，猪油还真管用，吃完站起来就走，精神头可大了。有时候，老职工用猎枪打马鹿，煮好了之后，看见霍先生在旁边站了半天，也分给他一口吃，跟他说，这东西火大，不能多吃。他听了将信将疑。后来有一回，一块儿从内蒙来云南插队的钟先生趁人家不注意多舀了两勺，吃了之后混身热得发烧，绕着场部来回跑。这回霍先生害怕了，再也不敢多要了。
慢慢的，他也学会了怎么偷吃种子花生，怎么割死马肉，怎么到路边的酸角树去打酸角。反正插队该学的，他都学会了，除了抽烟。别人跟他说，这回再有什么饥荒也饿不死你了。他一个劲儿地点头。
后来霍先生跟着大伙儿一窝蜂又回了北京。户口是落上了，粮票、油票、肉票都发了，可成天没事儿干。无线电是不敢再玩了，虽说后来查出来，他装的那个信号发生器顶多就能发射五十米，但是霍先生还算个明白人，不能再给政府找麻烦。于是就学外文，三下两下，据他自己说，还真学出个子丑寅卯来了。
再后来，霍先生看人家搞对象，他也搞对象。大伙儿都在各处插过队，有了点儿体会都互相告诉，谁有了对象也不瞒着谁。会拉提琴的孙先生就有一点儿心得：“我看还是咱们学文艺的好，找个女朋友有的说。什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莫泊桑，毕加索，两句话就保管能镇住。我姐姐搞对象那会儿，我姐夫见了我姐的面，半天也想不起个话来。他学的是船舶制造。”
霍先生把这句话记得特真。后来结了婚，把孙先生的话不小心当做玩笑说给太太听，霍太太说：“好哇！敢情都是糊弄我哪！”
霍太太其实根本不当个事儿，她知道霍先生本来就不是个搞文艺的料。她喜欢的是他那付傻样，神神叨叨的。
霍先生插过三回队，长了不少见识。国家一改革开放，他还出过两回国。
他头回出国是到西德，那是八三年的事。现在人家两个德国走在咱们头里先合并了，咱们就管人家叫德国。
刚到德国，他先到哥德学院学德文。“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风光旖丽。”这是他写给霍太太的头一封信上的头一句话。镇上图书馆的安德烈太太，真不愧是马克思的故乡人，马列主义一流。一见霍先生这个中国人，希罕得了不得，张口就来：“嗨，中国和德国谁家没有个愁事儿。你们呢，是愁东西买不着；我们呢，是愁东西卖不出去。”她指着身后的一位太太，那位太太的水果店打不过超级市场，马上就要关门了。霍先生出国之前参加过政治学习，一听这话好像不怎么好听，立刻就要跟人家起急。安德烈太太一看这人不太懂得幽默，马上转了话头打个圆场：“其实咱们共同实现了马克思的理想，各自一半。你们呢，实现了觉悟的极大提高；我们呢，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他听了这话，弄不清人家这是夸他呢，还是损他呢。回到自己屋子里，思来想去搞不通。其实这些理论的事最让他头疼，想了半天也想不透。于是他就不愿意多想。
这样莫明其妙的事儿，他在德国碰上好几回。有一回还是他到科隆大学的研究所之后，和几个德国教授一块到中国餐馆吃午饭。临吃完了，大家都说中国饭好吃。霍先生虽然不怎么会做饭，但也觉着脸上有光。人家夸一句，他点一回头，就跟人家夸他似的。这时候有个教授吃得酒饱饭足，就想说笑话。他说德国人认为世上有四大幸福：吃着中国人的饭；住着英国人的房；挣着美国人的钱；娶个日本太太。其实这个教授说到这儿就适可为止了，可他不干，又接着说，世上还有四大不幸：吃着英国人的饭；住着日本人的房；挣着中国人的钱；娶个美国太太。霍先生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美国太太他没见着过，怎么中国人挣的钱少了？有个教授看出点儿苗头来了，就悄声对他说，这说的都是过去。现在中国人挣的钱也不能算太少了，慢慢的，就会越挣越多，千万别着急。他一想，这是好话，也有道理，就冲那个教授一乐，不言语了。
霍先生听话听不出音来，干活可真不惜力，德国人干不过他。霍先生清楚自己，初中算不算毕业还得两说着，高中没上过，大学没上过。那年恢复高考，霍太太跟他商量一块儿考大学，霍先生说正跟文物专家王老先生学明清家俱呢，另外找了历史博物馆的沈老先生两回，打听了中国古代的漆器，正想写本书说说这事，没有工夫考试，在故宫看个大门就知足。王老先生听了挺赞成，说古代这还有个官名，叫司阍。霍太太是个好性子，也不勉强他，由着他去，可别人看着都着急。后来霍太太考上大学了，而且听说今后像他们这么大岁数的，大学不再要了。霍先生知道之后也无所谓。再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冒出来个什么研究生的说法，说是也让考。禁不住朋友又是激又是劝，霍太太也说，不然就先试试，别让人家说咱不敢考。一来二去他就糊里糊涂地考进了考古研究所。后来见了王老先生还挺不好意思，王老先生也很不以为然：“就跟着夏先生他们挖瓦片子哇？”话里话外透着不乐意。所以这回到了德国，不管怎么说也要混出个人样儿回去。
霍先生想出人头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想让人背后说他是个窝囊废。尤其是和霍太太站在一块儿，别让人说他配不上他太太。他说他不想当官，觉得受不了那份罪。这话他说过好几回，大家也都信。有回他读了周信芳的闺女写的回忆录，说是她父亲当年到乡下演戏，地方上当个大事，找了几个警察扛着枪护送他，显著威风。周先生老大不自在，回头对家里人说，当时心里觉着就像是绑赴刑场。霍先生看了大笑，跟霍太太学说了好几回，连说就是这种感觉。霍太太也笑，可是说，你还没人扛枪护送呢。等你有人扛枪护送，你再感觉吧。
